在伦敦半夜起来，蓦然体会到夜凉如水的用意来。

中文还是在的。离开中国，是因为中文已经在心中，走遍全世界都能用它写小说。我跟我爸说要他把家里的《醒世姻缘传》寄过来——最近突然强烈想看古文。我爸说我妈从北京寄回家的两大箱书，他全部用纸封起来了，怕落灰。于是我作罢。

最近突然感觉，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压力的。在北京的同事们已经挤破头了在买房；来伦敦遇见的中国人，有的已经买房，还没有买房的或最大的心愿或谈论的还是买房。

在欧洲企业工作的最好一点是最起码身边同事不是都急着买房的人。昨晚一个葡萄牙小伙在泰晤士河的廊灯下对我说，他要自己盖一座房子，说是家族传统。我觉得这一点，还是很不像北京的。

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压力的。比如我现在不能像英国、欧洲同事那样享受生活，因为首先要解决工签问题。很难找，特别有压力。此时，我几乎觉得这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了。

我们昨天去的那个酒吧我觉得很喜欢，有种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以前是码头边的那种阁楼，高高的建着，干干爽爽。我们选择了露天的位置，头顶是那种很高的穹顶，小巴黎的感觉。深度雕刻，旧水晶吊灯。然后可以俯视脚下的泰晤士河，不知名的霓虹灯在不远处的桥闪着，浮生若梦。

我们昨天午餐时在Canary Wharf地铁站前的那一片空地啃三文治。所有在那一块上班的上班族基本上都在那里午餐或下班后喝一杯。然后我的一个同事，指着我们面前的那座大楼对我说，那些二十多层楼的窗子后的穿西装的人，此时说不定正在望着我们这些为几千英镑薪水抱怨老板是怪物的人。而那些窗子后的人，一天就赚一百多万英镑什么的。“你想想，他们此刻俯视着我们。他们心中会想些什么呢？”

也许一百万英镑不是准确数字，因为我对数字实在没有概念。总之，我对钱一旦过多或过少以后就没有概念了。太多以后就觉得都是零。太少了，像每次买东西找我零钱，除非是整数。否则我也是不会算的。

Anyway。他说的那个对比我觉得很有趣。这就是云泥吧，而我们是蝼蚁。可是欧洲人的蝼蚁感是绝对没有万里之外来的中国人那么强的。

一个辞职的同事请我们每人喝了一杯龙舌兰酒。那还是我第一次喝。我还真的挺喜欢的，用他们的话说，喝完真的很refreshing（清新）。她有一个家庭要负累的。她说自己的财政也并不是很好。然而我就喜欢她那样的洒脱。为了自尊还是辞职，然后还大大方方的为我们每人买一杯龙舌兰酒。罗马尼亚人的洒脱。

中国人是很少辞职的。赖也要在某单位赖至退休。做生不如做熟。欧洲人的思维还是不想太委屈自己灵魂。然而我那一晚还是闷闷的。我还是像宝玉似的，喜聚不喜散。永远都慨叹散场的悲哀。像我大学主持完一场晚会看着满地狼藉无比难受。

此时已是九月下旬。工签悬而未决。这个东西真的横在我心，不知什么时候能解决或永远不会被解决。像《边城》的结尾。然而我喜欢《边城》的一切却最恨它的结尾。翠翠就那么在那条摆渡的船上永远等着，他也许明天会来，也许永远不会来，太傻。

此刻我开始深夜难眠。在黑暗中难以瞥见自身的前途以及明晰未来。有人说你是不是想留下来。我说，我不是想留下来，而是不想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