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良：我觉得我们通过做具体工作感到环境不理想、很空，不能脚踏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件事情。我决定这次从伦敦演出回去以后，在暑期期间全面启动通过网络传播的远程教育，类似奥地利的奥尔夫和日本的铃木教学法。我举个例子，日本的乐器欧美人演奏地非常好，可以跟日本人去比。而中国没有一件乐器，洋人可以跟中国人较劲，因为他们连学都不愿意学。我自己有工作室，音频和视频设备都有，我想先把远程教育的中文版本做出来，再把英文的做出来。这必须有一套办法改变目前的传统文化现状，告诉人们如何去欣赏、传播、学习，要趣味性地引导。从零起步，让人们能够自娱自乐，或者自己掌握得很好。过去我的教学都是高端的，现在觉得教学要有国际视野。所以我也将集合广泛的资源，包括出版社。

《华闻周刊》：传统文化要普及，如何做得有吸引力，有趣味性，让下一代愿意去学、主动去学？

张维良：中国人就是凭感觉，缺乏这种办法。90年代我来伦敦时，是受中英文化支持的。我去小学、幼儿园，他们很重视这种趣味性教育。比如，狗年，一群小朋友在学狗叫。这些恰恰是外国人的思维在做。那么，笛子可以学鸟叫，这种趣味性就是中国缺乏的。现在中国人就是急功近利，马上要学会吹一个《茉莉花》。这不是长久的。这不是皮外伤擦点红药水就能解决的。这是内在的，是根的。中国音乐，不论是教育还是舞台展演都要多做一些基础工程。这个环节很基础，但我深感受如果这些不往前推动，后劲是乏力的。

除了教育，还有演出。我深深感受我们缺乏专业性。比如国内有很多演出公司，这些老板对艺术没有很深的解读，只是讲市场。光讲市场没有用，必须去研究这个市场的所以然。比如，好莱坞的大片，其中将一半的成本都花在宣传上，而我们花在宣传上的费用可以说是边角料，能省就省掉了。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向国际上学习的。一味地提升效益，并没有质的改变。我认为中国压根就没有执行、监督机制，没有纳入正规的轨迹、轨道。如果不想办法，我们的文化传播在国际上仍然停留在口号。

《华闻周刊》：您是否认同“文化走出去应从经营模式上走出去”的理念？

张维良：这远不是经营模式的问题。应该从根里治，创作的内容所反映的思想才是根本，其次才是经营模式。没有好的产品如何来经营呢？我认为好推广并不难，很多时候是误导。不是我们真正所需要的，也不能代表我们东方人文的东西。真正好的如潮州的江南丝竹、山西的绛州锣鼓等，这些走遍天下没有问题，但这些往往又得不到支持。

《华闻周刊》：得不到支持是因为受众群很少吗？

张维良：是，商业的节目推到西方去，西方认可了你的商业了吗？有人买票吗？西方人希望看到的是原汁原味的东西。比如日本银座的歌舞伎，看的都是年轻人。它比我们的京剧、昆曲要老掉牙得多，可为什么会受欢迎呢？为什么一票难求？就是中国人太浮躁。就是应该从零开始做起。中国很大一批艺术家、文化人被冷落、不被重视。艺术应该让它自由发展，不要去引导，没有市场自然就自生自灭了。中国人缺乏的就是坐得住、沉得下。

《华闻周刊》：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所创作的乐曲会去迎合观众吗？

张维良：不会，创作就应该寻找自我，比如，山西人的文化是母体文化，如何将这种渗透到你脉络和灵魂深处的相吻合。你不能脱离、凌驾在空中，成为了一个工具。创作出来的内容没有土壤、没有灵魂，就自然没有生命力。不是声音大、吵死人就是摇滚。我们的摇滚非要牛仔裤上挖个洞，头发弄乱，声音大才是摇滚。不是这样的，都要找到它的落脚点。整个就是糟粕。我创作的时候只会考虑我对这个音乐的解读，不会考虑受众。

《华闻周刊》：不会担心太艺术性，会不会曲高和寡？

张维良：不会，不用去管他。这种艺术性的存在，观众群体是自然分流的。不要因为某些人不喜欢就专门去迎合这些人，结果支持迎合你的人也逃走了，不支持你的人也没有拉过来。我们的问题就在这里。艺术应该要有人性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