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中国发展社团主办了2014年中国发展论坛，主题为“找寻新平衡”(Rebalancing China)，邀请到中英两国颇有建树的经济、法律、金融、社会、媒体等领域的学者和专家，对中国现有问题及最新改革方案进行深入探讨。
伦敦政经中国发展社团成立于2002年，致力于让世界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层面上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本届论坛主题是“找寻新平衡”，专题涵盖了经济、金融、媒体、商业、法律、社会保障及国际关系七个领域，紧扣第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热点问题及最新决策。
在活动中不仅有针锋相对的专家讨论，也有别开生面的互动问答。论坛一开始，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教授阐述了“为什么经济不平等不能在国际市场中消失”。其他专家如四十八家集团主席Stephen Perry、友邦保险首席执行官Mark Tucker也针对中国内部经济结构失衡、GDP增长明显放缓、经济转型的必要性等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
在法制改革板块的讨论中，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童之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法律系教授Natalie Lichtenstein，及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贺卫方，用风趣但引人深思的演讲，以薄熙来审判案为例子，分析了中国法制改革进程中的创新与不足，整场观众反响极其热烈。
对于中国社会发展以及未来市场经济的变革，嘉宾们各抒己见。究竟户口系统会成为社会生产力提升的束缚么？究竟政府是否该放宽对媒体的控制？政府和社会其他力量又能否引导东方巨龙成功转型，在变幻的世界局势中找到新的平衡？很多诸如此类没有一个确切答案的问题，都引发大家的深思。
每场演讲和座谈会后都设有问答环节，以鼓励听众的积极参与。在中场休息时间，开放的环境提供给观众与演讲嘉宾建立关系和探讨学术问题的宝贵机会。现场的同声传译给嘉宾和听众们带来中英双语的优质翻译，整场中英学者的交流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
同时，图文并茂的论坛微直播通过网络平台新浪微博、Facebook和Twitter实时发布，使没能到达会场的公众也能通过这些渠道积极参与现场的讨论。
贺卫方：政治文化先改，才会对体制产生影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著名法学专家。
《华闻周刊》：对于英国前几日出现的工会发起的地铁工人罢工，您持怎样的态度？
贺卫方：虽然地铁工人罢工给我个人出行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比如我从希斯罗机场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用了两个多小时，但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人，我认为罢工制度其实有好的一面，因为它有助于推动整个社会制度向更好的方向改善，有助于调整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
中国目前没有罢工自由，也没有独立的工会，这给中国企业的国际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障碍。一些中国著名的企业在海外发展时碰到很大的困难，其中就包括如何处理与工会的关系。因为这些企业在国内没有相关的经验。所以，我个人觉得在未来还是应该要恢复起这个制度。中国目前已签署但尚未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如果这个公约能够在中国通过，那么该公约规定的罢工权利就有希望落实到中国国内的法规中去。
《华闻周刊》：中国的工会制度，从立法、职能以及结构等方面看，与英国的工会制度有何不同？
贺卫方：其实现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了一些努力，尤其是在雇佣关系方面，比如几年前，在制定《劳动合同法》的过程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做了很大的努力，也提出了很多的规则，去保障雇员的权利，但最后起的作用其实并不好。主要的原因是缺少一种动态化的论辩机制，无法让各种诉求在一个平台上表达出来，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在立法制度上的缺陷。
《华闻周刊》：如果要改变这个缺陷，首先应该从哪里入手？
贺卫方：首先需要给予工会真正的独立性，独立于企业主，同时也独立于个体化存在的雇员，这样才能在涉及到相关立法问题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参与到相关立法过程中。最重要就是要推行一个自治的、独立的工会，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中所规定的“结社自由”。
“结社”并不仅仅是一帮人成为一个特定的法人或其他的非盈利组织，因为这个组织是要去实际运行的，在运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去实现“组织化”的表达，去向社会、政府以及其他的利益群体去表达自己的某种要求。
《华闻周刊》：要实现这种改变，目前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贺卫方：我们有一种不太好的政治文化传统。你可以发现，官方媒体在任何国家政策出台之后，都是一片叫好声。什么时候能在决策出台之后，把反对声音也呈现出来，把领导层、立法机关以及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都展现出来，我们的政治文化才可以说是发生了变化。而只有政治文化变化了，才会对体制产生影响。
《华闻周刊》：您在演讲中用“虚幻花园”来比喻中国目前的司法状况，中国要走出“虚幻花园”，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革?
贺卫方：法治的实现需要的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并需要各种各样的竞争性的关系，包括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竞争。法治就是要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自由。如何去限制？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需要依靠工会这样独立的、多元化的组织，也需要推动地方自治、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等方面。
《华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出台的《决定》中，“改革”成为一个关键词，对于其中涉及司法改革的条款，您怎么看？
贺卫方：《决定》的第30条到第34条涵盖了司法改革的内容，我觉得这些内容非常重要。这是1949年以后，首次提出要让法院和检察院的人财物体制与同级党政脱钩，并且探索与行政区划不同的司法管辖制，我认为这是一个富有创新性的改革思路，我个人也愿意从技术层面去做一个论证。这个《决定》中的相关内容是我愿意看到的，其中有很多也是20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奔走呼号的一些东西，现在它慢慢有可能变成现实了，我想我们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更好地推动它。
韩魁发爵士: 21世纪不只属于中国和美国
英国外交官，剑桥大学毕业。1967年加入外交部，1986-1989年出任香港司总管、2002年至2006年任英国驻华大使。
《华闻周刊》：《经济学人》刊登过一篇文章：谁会是21世纪的主导力量？是美国还是中国？您怎么看？
韩魁发：我认为，21世纪的世界并不只会被一个国家领导，应该会有多个统治国。我相信，在中国，有很多人认为美国的势力在逐渐衰弱。我完全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美国是一个各方面系统都比较完善的国家，这个国家有强大的恢复力和丰富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并且不断在持续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的人力资源。
反观中国，中国的发展会持续，但与美国仍有很大一段差距，所以这两国之间的较量还将持续几十年。
但我不认为21世纪只有这两个国家掌握了世界权力，欧洲国家以及其他正在慢慢壮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分享世界权力。
《华闻周刊》：您刚刚提到，中国人对美国特别关注。在中国，每一次美国大使访华都会有大量媒体报道，群众也特别关注，比如上次骆家辉访华。您觉得中国人是不是太关注美国了？
韩魁发：在中国有一种趋势——认为中美是竞争对手。但我从来不把中美看成竞争对手，或者说不是唯一的竞争对手，他们只是在21世纪与其他国家共享世界权力的两个国家罢了。
《华闻周刊》：如今电子商务在中国兴盛，但欧洲的电子商务好像相对落后了，您怎么看？
韩魁发：确实，从社交网络的角度来说，这个领域的世界领先者还是美国。但欧洲也有很多社交网络公司，或者软件开发者，他们的产品逐渐受到人们重视，很多产品被美国收购。我们不觉得很失望，也不觉得欧洲必须要在这个领域与其他国家竞争。再说，在科技方面，欧洲已经有很多世界领先的技术了。
《华闻周刊》：您觉得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地位如何？
韩魁发：正如你刚才提到的，中国在这一领域很活跃。但在目前的中国，就我所知，网络保护很强，有些社交网络不能在中国登陆。你可以说中国在这一领域很活跃，在成长，但它毕竟是受限制的。
《华闻周刊》：过去，中英之间的交流很多，但大部分仅限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产，你觉得之后中英的交流会扩展到其他领域吗？
韩魁发：我觉得之后会扩展到高科技领域、健康领域，也许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教育产业之间的交流是一定会发展的。但说到文化产业，我又不得不提，你们有媒体审查制度，我们没有，我知道好莱坞电影要在中国上映，必须得先经过这道审查制度，对于这点我非常不舒服，我觉得这个制度对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来说会是个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