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赛德克·巴莱》的上映，唤起民众对雾社抗日事件的回忆。

“雾社事件”发生于1930年10月27日，前后2个月，参与此次抗日暴动的雾社6社少数民族几乎灭族。雾社所管辖的少数民族分为四大部落，各部落又由若干社组成，当时起事之时雾社共11社，参与起事的有6社，莫那·鲁道是起事的马赫坡社头领。 1895年，一纸《马关条约》让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对于台湾，日本也算是苦心经营，1919年开始，日本政府在这一美丽宝岛上，开始建造各项基础设施，比如自来水、电力、公路、铁路、医疗、教育等等，不过对于台湾的原住民来说，日本人的掠夺是多于建设。 台湾的原住民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观念，他们采用游耕，打猎的时候又跟着猎物跑，所以重视的是土地的使用权。而日本是个现代体制的国家，他们认为土地的资源如果认定不是私人所有，就要成为公有，这样一来，原住民生活的空间日渐狭窄。雾社事件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此前长愁短恨的多年积怨所致。雾社位处台湾中部，风景优美，交通发达，曾经是日本的山地模范部落，也是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脉的重要基地，不过在日本人的眼中，雾社的泰雅族人无非是蕃族蛮人，化外之流。“雾社事件”成日本“理蕃”政策转折点 爆发“雾社事件”的1930年，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已经咄咄逼人；而在台湾，经过讨伐和绥抚三十余年，社会局势已相对平静。正当殖民政府以为大局已定之时，发生了血腥的“雾社事件”。“雾社事件”的导火线是，1930年10月7日上午，日本巡查吉村克己等人经过马赫坡社，当时社中正举行婚宴，吉村等人受邀进去参观。吉村与男子达多·莫那产生摩擦，并用手杖打了达多·莫那的手。这是对达多·莫那的侮辱，进而达多·莫那殴打了吉村。事后，马赫坡社头领莫那·鲁道担心受到严惩，也担心自己的位置被取代，于是利用族人不满，决定起事。莫那·鲁道作为领导者曾被送往日本“参观”，与日本殖民者打交道数十年，他明白一旦起义，除了赴死别无他途。但他的族人坚持要反，他最后还是认可他们。 莫那原希望11社共同参与，但最后只有6社参加。举事的日子定在10月27日，当天是雾社每年举行盛会的日子，辖下的十个学校和教育所，集合在雾社公学校举行各种活动。当时来参加的日本人有200多人。当日上午8时，雾社族人袭击在雾社公学校的日本人，军警、妇女儿童几乎被杀尽。据统计，日本人共死亡139人。 但很快，日本军警迅速赶到，从10月28日开始至12月26日镇压结束，参与起事的6社总人口1234人中，共死亡644人，几乎减少一半。在镇压过程中，日方可能使用了毒气，并动用飞机进行轰炸。另外，日方还利用“味方番”一起镇压6社，“味方番”就是和日本人关系友好的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以夷制夷”、 “以番制夷”，诱使有山林作战经验的少数民族讨伐族人，当时的价格是，男丁人头100元，女人30元，儿童20元。1931年4月，“味方番”道泽社在日本当局的纵容下，大举袭击了雾社事件的幸存者，杀害6社族人214人，导致“反 抗番”人口最后仅剩298人，而后这些人又被强制迁居到川中岛。这就是“第二次雾社事件”。在起事过程中，莫那·鲁道率领番丁和家人逃到马赫坡岩窟，在杀死家人后，莫那独自在深山自尽。其长子达多和次子巴索继续奋战，最后拒绝归降也都自杀身亡。“雾社事件”成为当时日本殖民政府“理蕃”的一个转折点，给了正举杯庆祝第一个殖民地成功经营的日本当头一棒。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雾社事件”在台湾不再是禁忌。1953年，迁台政府在雾社樱台立碑，此后每年举办纪念活动，“雾社事件”被一统于民族“抗日”史诗之中。 “雾社事件”，是五十年日本殖民史中，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武装抗日事件。此事件迫使总督石冢总督、总务长官及警务局长等官员引咎辞职，使日本人重新检讨长期经营的理蕃政策，这在近代台湾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