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此前发言不承认南京大屠杀，引起各方激烈反响。事实上，关于南京大屠杀，世界并非总是蒙在鼓里；随着事态的发展，关于大屠杀的各种新闻就源源不断地传到公众耳中。南京陷落前的几个月里，大批驻在这座都城的外国记者就报道了日军飞机对南京的轰炸。1937年12月初，当日军日愈逼近这座在劫难逃的城市时，许多国家的记者对南京战况、纵火和最后时刻的撤退，以及国际安全区的建立，都作了生动的报道，而且几乎是天天都有这方面的消息。

带头报道的美国记者 当年对西方舆论有极大影响的记者是美国3位驻外记者，他们是《纽约时报》的弗兰克·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每日新闻》的阿奇博尔德·斯蒂尔和美联社的C·耶茨·麦克丹尼尔。 德丁、斯蒂尔和麦克丹尼尔在大屠杀开始几天后就离开了南京。但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他们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不仅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故事，登载在美国最负盛名的大报的显著版面上，从而迅速传播开来，而且还参加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拯救生命的工作。 南京大屠杀迫使记者们脱离其扮演的中立观察员的正常角色，而成为这出战争惨剧的正式见证人。有时他们去保护中国老百姓免遭日本侵略者的伤害，又成了自己撰写的报道中的主角。例如，麦克丹尼尔担当起保护美国大使馆的中国雇员的责任。在大屠杀期间，大部分中国雇员非常害怕，甚至都不敢出屋去打水。而麦克丹尼尔则花费几个小时打满一桶桶井水，费力地运回大使馆给这些雇员喝。他还努力帮助他们寻找失散的亲人，可是找回来的往往是亲人的遗体，此外他还要赶走试图闯入美国大使馆的日本兵。 记者们甚至还试图抢救那些显然已无生还希望的人，哪怕只是在他们奄奄一息时安慰几句也乐于为之。大屠杀期间，德丁遇见一名中国士兵躺在人行道上，下巴已被炸飞了，正在淌血。那士兵向他伸出了手，他赶紧上前握住。“我不知道该把他送到哪里去，或者该做点什么，”几年以后德丁回忆道：“所以我，简直有点蠢，决定一定要有所表示。我把一张5美元的纸币放在他手中。显然，这对他毫无用处。但是，当时我不知从哪里冒出一股冲动，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他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12月15日，大部分记者到上海去发稿去了。他们在南京的最后一天过得可怕至极。记者们开车去长江边途中，实际上是不得不从水西门下碾过几英尺厚的尸体。狗已经在撕咬这些尸首了。后来，记者们在等船时看到，日军把上千名中国人排列成行，强迫他们一批一批地跪下，然后逐个地朝他们脑后开枪。在处决中国人过程中，这些日本人，有的大笑，有的抽烟，好像是在欣赏这个阴森可怖的场面似的。 美联社的记者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逗留了一天，然后乘一艘驱逐舰去上海。12月16日，这是他在这座都城的最后一天，他看到更多的尸体。他看到一个长长的中国士兵的行列，个个都双手被绑着。当他走过这个行列时，一名中国士兵突然从队伍中挣脱出来，跪在地上恳求麦克丹尼尔救救他。麦克丹尼尔写道，“我实在无能为力。当时我对南京的最后印象是：中国在死人，死人，死人。”新闻短片制作人的功绩 在南京附近还有两位美国的新闻短片制作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下轰炸 “帕奈”号炮舰的情景。当时环球公司的诺曼·艾利和福克斯公司的埃里克·莫耶尔恰好正在船上，摄得一组极佳的镜头。虽然在轰炸当时他们并未丧生，(在轰炸和机枪扫射中，艾利只是手指擦破一点皮，帽子被子弹打了个小洞)另外一名记者却没有他那么幸运。意大利记者山德罗·圣德里，随艾利爬上“帕奈”号舷舱时，一块弹片打入他的眼后部，几个小时后死去。 艾利和“帕奈”号幸存的乘客们一起躲藏到了长江岸边的芦苇下面，这时他把影片胶卷用油布裹好埋到泥下。他担心日本人会到河岸边来杀死他们。后来影片被挖出并安全返回美国。这一事件的部分镜头在全美国影院中放映过。 日本人暴行的详情不仅生动地记录在安全区内人们的日记里，也写入信件和时事通讯中。这些资料再被滚筒印刷或用打字机反复打印，以便让亲友、政府官员或报章杂志全部都能收到。 值得庆幸的是，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不仅有白纸黑字作证，而且有影片记录在案，日本人几乎无法抵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