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闻周刊》：剑桥大学为什么要组织这次论坛？对于“中国梦”的样子，你是怎么理解的？

How do you come up with the idea to organise a forum which brings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and British scholars together? What do you think of Chinese Dreams? How do you define Chinese Dreams?

西蒙：当我第一次听到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8月份说起中国人民需要“实现中国梦”时，我认为他挖掘到了一个非常重要、有启发意义的想法。想法是好的，然而却像是一个刚刚打开盖的盒子，需要继续完善和推敲。

我认为，“中国梦”将会在现在这个时机给中国人民一种鼓励，就好比上个世纪“美国梦”赋予数以万计美国人激情与梦想一样。随着时间发展，将会涌现出很多关于这个“梦”的多层面、各角度的理解和分析。这次的论坛就是其中一个很小的、初尝的试验。

我和其他研究同事们深深地被去年11月份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大胆、革新的发言所触动，尤其是对私营企业应在资源分配方面承担起“决定性作用”的呼吁。

在我们看来，这是中国迈出的很重要的一步，这代表了一种意愿，去迎接竞争，将经济和社会层面上的中国企业的权利彻底解放出来。

当然，中国多年来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深圳模式就是阶段性实验改革的最好例子。然而，如今中国走到了临界点，等待跨出接下来意义非凡的向前的一步，迎接全国范围的再焕活力的道路。

“中国梦”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它不仅可以鼓励人心，也保留了足够的理解空间。在我理解看来，“中国梦”凌驾于我们能够意识到的所有潜在可能之上。

在我眼中，中国人有很多根植的价值观，例如对传统和中华文化的继承、家庭与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和环境的联系等。在接触到的中国人身上，我看到了他们在创意、审美、事业上与生俱来的优势和魄力，然而同时也不得不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观念和特质逐渐黯淡得了无生气。

“中国梦”此时就像一声强有力的号角，以中国人的优良特质作为架构下的基石，号召中国建立一个繁荣的、创新的、和谐的社会，重铸中国的民族精神特质，实现不亚于“美国梦”的、甚至超越前者的“中国梦”。

“美国梦”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繁荣和成功，然而二者不同的是，“美国梦”更加个人主义，是“松散”版本的成功，仅通过个人的努力，自由进行个人选择，最终获得个人利益。“中国梦”，在我看来，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显得更加包容、相互关联。

对于这种不同，我想到了一个很好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曾来到中国，当我问中国年轻的企业家“什么激发他们创业的想法”时，大多数人这样回答我：“我想变得有钱，我想让我的国家变得富裕。”如果我在美国问相同的问题，估计只能听到上面回答的前半句。

在中国，“梦”不仅仅是个人的。

前方的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我预感，随着“水”越来越深、越来越宽，中国会需要并珍视“诤友”的辩论、建议、反对以及经验共享。希望这次论坛能够在鼓励对话、解析“中国梦”的方向上有所贡献，探讨如何实现“中国梦”？“中国梦”能在全球层面上有何影响？

《华闻周刊》： 英国学者主要透过什么来了解中国？剑桥大学是否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和团体？

In which way do British scholars come to understand China and Chinese Dreams? Is there any organisation specialises in studying Chinese issues?

西蒙：毋庸置疑的一点是，中国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长为世界范围内的超级经济强国，全世界的各个学院和研究机构都无法将目光从中国身上移开。中国也频繁地出现在媒体的财经报道中。

然而，这些仍然不够足以让外界了解中国。想要真得读懂中国，我们需要将眼光投放至除经济领域外更广的地方，关注社会、环境、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

英国是一个高度包容多文化的国家，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会仅关注一种价值观。跨学科性是剑桥大学的核心理念，因此也十分重视对中国的研究。

《华闻周刊》：你认为最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什么？深圳模式会是中国的未来吗？

Do you believe the Shenzhen Model should be the new path to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西蒙：这次论坛的概念和儒家思想很像——“通过事实来找寻真理”。在我看来，现在关于中国发展的辩论大多围绕以下几点：资本主义VS社会主义、市场经济VS计划经济。然而这些理论争辩却无法解决现下的紧迫问题，中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中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实施改革？

1970年代，深圳成为中国的第一处经济特区，使之成为了最好的案例分析。在那个年代，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跳出框框，向外望去。无数的经商代表团从新加坡、日本、香港吸取经验，学习创意。

深圳的例子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中国，私营企业是如何兴起的，如何为中国的大发展提供动力。深圳不是新加坡、香港、大阪的复制品，它以自己的方式在进化，在挑战中它找到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其他地方，深圳模式已经在开始应用，例如上海。

深圳是一次十分成功的试验。尽管在发展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但总体来说深圳模式仍然是巨大的成功，并且可以从中获取经验。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单纯地在其他城市复制深圳模式，而是总结经验，并作出适应性的计划。

《华闻周刊》：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预期是什么？

What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China is facing right now? How do you think the political reform will change China?

中国之前与世界其他国家脱节的时间太长了，许多国家都带着特殊的“镜片”看中国。欧洲和美国倾向于将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混淆在一起，这让许多“外来客”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中国政治领导。

对中国历史的不了解会导致对现今政府政策的误解，从而产生怀疑。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这种怀疑转变成为了一种受威胁感，一种对中国的抵抗与敌意。

我强烈认为，沟通是最好的办法，尤其是对话和彼此之间真诚地交流想法，让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彼此尊重理解。

我同样认为，如果中国想要完全被国际社会接纳，那么领导人需要认真对待一些实际的、有实质意义的问题，例如人权、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待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