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进007剧组，不是我干得多好，而是我能干事。别人看得见的时候我在干，别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也在干，这样就能取得别人的信任。对英国人来说，你的人格好了，你的工作就好了，才能和你一块发展。”

在伦敦西部Pinewood Studios（松林制片厂），一个以澳门赌场为原型的片场里尘土飞扬。西装革领的007男主角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 被一个彪形大汉（大庆饰）狠狠地摔在地上，眼睛被泥土呛得通红，鼻子里流出的是土黄色的泥水。

随着一声“卡”，导演萨姆·门德斯(Sam Mendes)冲大庆喊道：“为什么这两场戏里你的手的位置不一样！”大庆没听懂，愣在那，场面很尴尬。这时，一个戴着棒球帽的中国小伙子走上前，对萨姆·门德斯说：“导演，其实这是这样的，大庆的手本来是举着的，但是当丹尼尔走出镜头时他才把手放下来。”萨姆·门德斯一听，觉得这么小的细节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位“小小的制片助理”居然观察的如此细致，点点头，接受了他的观点。这个戴帽子的中国小伙子就是司维维，从“007 Skyfall”（《007大破天幕危机》）在伦敦开拍的大半年里，司维维每天都跟着剧组在片场里度过。司维维在片场展露出的对电影的理解和专业给剧组所有职员和导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来只是三周的临时工，司维维一干就成了半年的全职工作人员。

司维维在Skyfall最后一天的拍摄工作圆满完成，与Daniel Craig合影留念（照片由司维维提供）

演员、翻译、助理制片人、副导演……，十几年来，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司维维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把一次次挑战看做磨砺自己的机遇，在一次次的不满足中向理想迈进。

片场长大的“小司导”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南电视台生产出一批制作精良的电视剧曾经风靡全国，作为河南电视台的知名导演，那是司维维的父亲司玉生最高产的时期。

在司维维的印象中，父亲经常在外出差，一回来就给他买很多好东西。“我爸走的时候还是白白胖胖的，几个月后回来，人又黑又瘦。没休息几个月，又走了。”年幼的司维维，只知道父亲是个“导演”。但是“导演”究竟是干什么的，他却没有一点概念。

有一年暑假，司维维跟着母亲去探班。到了片场，他才发现，所有人都听他爸的指挥，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哦，我终于明白‘导演’就是大老板。”在剧组，司维维经常可以见到当时最大牌的演员明星，“拍《赶驴记》的时候，李保田在现场，他一看到我，就对我说：‘小司导，坐这，咱们说说聊聊。’”作为导演的儿子，司维维对在片场指挥千军万马的导演不感兴趣，倒是很喜欢看演员演戏：“特别是有好看的阿姨啊，有意思的场景啊，比较熟的哥哥啊，我就在旁边看，看完了自己瞎琢磨。”小小年纪的司维维觉得，当演员就能生活在另一个人的生活里，他把成为一名演员作为自己的梦想。

初中毕业后，司维维就到父亲的母校河南省艺术学校开始学表演。从小比较害羞的司维维，经过专业点拨，逐渐大方外向起来。在老师看来，无论是文化课还是专业表现方面，司维维都是一棵值得栽培的“好苗子”，要保送他去中央戏剧学院深造，司维维也顺利成章地认为他要到北京当演员了。然而，一部电视剧改变了司维维的演艺道路。

1999年电视剧《曹靖华和他的父亲》开拍，片子讲述了大翻译家曹靖华如何从贫困的山区走出去，成为了一位大翻译家。司玉生担任导演，司维维扮演年轻的曹靖华。片中有一幕是讲家里为了留住曹靖华，而给他办了门亲事，曹靖华不同意包办婚姻，但无能为力只好敷衍答应了。新婚之夜，他独自读书，整整熬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决定要走出大山。他的父亲还是依依不舍地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嘱咐他出去之后要争气，注意为人处事。两人舍不得分离，年轻的曹靖华移欲步又止，一把抱住父亲痛哭起来。这时看到发自内心哭泣的儿子，导演也默默地在监视器前掉下了眼泪。这部影片对父子俩都影响很深。一天，父亲找来司维维商量未来的打算，父子俩都觉得应该出国发展，但是司玉生有一个建议：儿子应该先放弃表演。“因为我爸觉得演员是一个永远被别人挑的职业，竞争很大。他希望我去做幕后的工作，无论是导演、制片还是摄影师，都行。”司维维答应了。

半工半读完成学业

2000年1月，司维维来到了英国。读完艺术设计预科后，他报考了曼城电影电视学校 (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现编入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录取条件之一是上交一部自己拍摄的作品。

当时，司维维灵机一动，拍摄了同宿舍住的一位台湾女孩的一天，使用女孩的主观，穿插着细心设计的专业镜头搭配，把一位女孩简单的一天拍摄生动有趣。“拍完之后，要剪片子啊。但是没有剪辑机”，司维维又灵机一动，把摄像机和家庭式录像机连在一起，一个播、一个录，弄了一个晚上，终于把片子剪好。第二天交给老师，老师很好奇，问他是怎么剪的，司维维一五一十地告诉他，老师觉得这个孩子很聪明，对拍摄方面也很有思想。险些因为影视专业词汇没达标的司维维被破格录取了。

在本科三年里，司维维学到了从台前到幕后的一切，先从两分钟黑白影片拍起，逐渐到十五分钟的小短剧，再到更长的影片，除此之外，还有电工、灯光、剪辑、录音等其他实践课程。

司维维和弟弟一起到英国留学，但是家里只给学费和一部分生活费，他和弟弟只能到餐馆和饭店刷盘子。“我四点下课，四点半就得赶到餐厅刷盘子，干到客人走为止，有时干到第二天天都快亮了，一晚上只能赚25镑。”外国厨师经常变着法子欺负中国学生，故意把锅烧得很糊搁在那，堆满一整面墙。等到司维维一来上班，他们就告诉他，几点要用锅，让他不能偷懒。司维维找了另一份外卖店的工作，在一个华裔英国人手下干活。晚上十二点回到家，司维维还得做功课，做分镜头、写剧本、读各种材料，一整就整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早上八点还得爬起来去上课。一周五天，天天如此，就这样，司维维和弟弟坚持完成了学业。

三年读完后，“吃尽了苦头”的司维维一心想回国大展拳脚，目标直指中央电视台。2004年夏天，司维维连毕业典礼都没参加就飞回了家。兴高采烈的司维维以为，迎接他的是父母的拥抱和笑脸。“没想到一回去就被骂了一顿，我爸问我：‘为什么要回来，好不容易在外国学习了，就应该留下多长点经验。’”父母硬是把司维维赶回了英国。

打杂小弟变副导演

回到英国后，司维维并没有两手空空，他手上有一部56集的纪录片拍摄计划。这是在国内时，司维维父亲的一个朋友找上他，希望他把这部名为《中国风情系列》的纪录片推荐给BBC等英国电视台。

司维维开始四处“兜售”他手上的片子。在老师的帮助下，司维维联系上了Granda（曼城当地的ITV电视台）和BBC制片人。由于片子制作周期太长，没有一家电视台感兴趣。虽然吃了

“闭门羹”，但是司维维对纪录片制作来了兴趣。老师把他介绍给了原来BBC纪录片频道的总监，正好这个总监在做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急需一名中文翻译，司维维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下午打的电话，我晚上就坐火车到伦敦，连在伦敦睡哪都不知道。”司维维用银行卡里最后一点钱买了火车票，随身只有一个书包和两件衣服。

当时制片人答应司维维工作两周给三百镑酬劳，司维维来了才知道，是两周后给他的银行转账，而这时司维维的银行卡里一分钱没有。好面子的他不好意思向制片人提，就先开了工。司维维拼命努力工作，终于把这部片翻译完了，制片人很满意。两周后，当司维维拿着现金到银行还款时，因为透支了信用额度，300镑只剩下了150镑。工作完成，司维维没了收入，他又回到曼城，开始在Boots打工。

没过几个月，之前找司维维翻译的制片人又打来电话，愿意提供一个兼职的职位给他。于是，2005年初，司维维二次进伦敦。

刚开始，司维维只是个“office boy”（打杂小弟），端茶倒水、买个咖啡、送个带子到剪辑室，即使是这样，他依旧学习到很多关于纪录片有用知识，

“他们开会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听，交易是怎么谈成的，ITV、BBC这些老板的要求是什么；他们剪片子的时候，我就站在旁边看，看剪辑室怎么运作、剪辑师怎么剪片子，很长知识。”

司维维一边“打杂”一边做纪录片翻译，作为项目组里唯一的华人，制片人想把一段关于长城的片段融入他的新片“Walking the World”（《行走世界》）里，他找到司维维，问问他的意见。司维维建议制片人从长城的起源山海关拍到结束的嘉峪关，制片人觉得这个想法不错，把司维维升级成“调研、助理导演”，派往中国联系具体拍摄事宜。这时，司维维家里在国内电视电影圈强大的人脉关系就派上了大用场，通过父亲和弟弟司路路（后成为BBC纪录片

《美丽中国》中方制片之一的关系，纪录片拍到了许多珍贵的镜头。

司维维在拍摄一部35毫米短片，正在看演员走位来安排灯光和摄影机角度、位置（照片由司维维提供）

此后，司维维就开始做纪录片，“Wild China” (《美丽中国》)、“Raging Planet”(《愤怒的星球》)，他一连参与了好几部大型纪录片的制作，并与英国最顶尖的纪录片团队合作。但司维维渐渐发现，做纪录片来来去去都是差不多，他只能做个调研员、翻译、制片助理，做和中国有关的题材，这与他当初的梦想相差甚远。司维维内心深藏的导演梦又开始萌芽了，他还是决定往电影圈发展。

英伦欲圆导演梦

2007年，司维维接了一部独立电影并做第一副摄影，“那部片子没有经费，虽然一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但是大家一起工作很开心，都觉得我们在拍东西。”从第二部接的电影开始，他以“副导演”的身份开始在各个片场和伦敦的大街小巷里穿梭。

经常在整个剧组里，只有司维维一个中国人，而作为副导演，他是现场除了导演、制片人之外地位最高的指挥官。司维维需要管理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和演员，最多的一次要管理一百多号人。这对司维维的语言和专业技能要求很高，遇上“难搞”的人，司维维的惯用手法是“以德服人”。

司维维在拍摄现场给演员说戏（照片由司维维提供）

一次，一个摄影助理因为堵车迟到了，八点开拍，九点人才到，一来了就发脾气。当时气氛很僵，为了不影响拍摄进度，司维维找上他，心平气和地对他说：

“我们都没有吃早饭，大家都在等你。要不你就赶紧拍完，我们早收工，我可以请你喝杯酒；或者你现在继续发牢骚，我们大家一起饿肚子，你选吧。”现场所有人都在看着司维维，他一边讲道理心一边砰砰跳，眼见对方不吱声了，大家也都开始干起活来，司维维的心才放下来。“讲完之后，我去厕所关了很长时间，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的。”那以后，司维维就发现，在片场只要显示出自己的专业水平，行事有理有据，并且以身作则，就不会有人故意捣乱。

司维维拍摄英国独立35毫米胶片电影Dead End（《死胡同》）时在现场指导演员（照片由司维维提供）

做了一段副导演之后，司维维又发现这个职位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创作野心，他要自己做导演。于是，司维维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拍摄题材，并开始写剧本。就在这时，司维维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是否有兴趣加入一个剧组，后来他才知道对方是007第三助理制片人，而她邀请他加入的正是007 Skyfall剧组，于是有了文章开始时的一幕。

参与007的制作让司维维的履历里有了精彩的一笔，也让他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司维维要继续完成他真正的梦想：指导一部自己的片子。现在，司维维和他父亲、弟弟正在筹备一部“国际级大制作”。“我想拍一些反映‘文化融合’的片子，能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感兴趣，都能看懂。我们想把美国、中国和英国市场的中端成本电影市场抓住，已经有人在做这样一件事了，但是我们想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