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甲妮；本报特约记者 高菲；摄影 郭宇）

《华闻周刊》：5月4日，在格拉摩根谷音乐节上，威尔士国家交响乐团演奏了您87年创作的大型管弦乐作品《源》，您是在怎样的背景和环境下创作的这个作品？

陈其钢：这个作品是1990年在巴黎首演。那是我在1984年到法国上学，学习西方现代音乐之后，写的第一个大型的管弦乐作品。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三年的时间学习掌握到的东西，让今天再回过头来看这个作品的时候还是觉得有些东西，我还是超不过。

《华闻周刊》：您现在再听当时的作品，对于20多年前的作品有何评价？是否觉得有些地方需要修改？

陈其钢：没有，我的作品没有回去修改的习惯。1987年的作品，至今已经25年了。25年前的我也是我，25年后的我也是我。这个历史是抹杀不掉的，就是不能够回避自己做过的事情，即使做得很差，也是我自己的一部分。它之所以是那样一个作品的原因，是因为年轻，当时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才做成一些最大胆、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没有很多关于美学和历史方面的负担，很单纯的去做一件事情。时间反而可能会磨掉你的激情，所以在风格上来讲，跟我以后的作品非常不一样的，我的大作品实际上是很内向、很忧郁的东西，但是在这个作品里看不到任何的忧郁；它很阳光，充满激情；从写作方法上来讲，也不回避大胆运用西方的技术手段，同时在那个作品里也很清楚地感受到了对中国文化、中国因素的运用。这个尝试，在今天看来还是很可贵的。

《华闻周刊》：这次在音乐节上将还有您创作的几首英国首演的曲目，那么这些作品与您20多年前创作的《源》，有何区别？

陈其钢：一个是我们民乐组合的作品《三笑》，这是1995年创作的，1996年进行了首演。那个是一个小型的、很幽默的东西，这也是我作品的一个侧面，其他作品中没有这种东西。另一个是在2002年首演的《蝶恋花》，描写女性的一个主题，综合大量的中国传统京剧的表现因素，这个作品就是个性非常鲜明，是上演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还有一个作品是《逝去的时光》，同样写作于1995年，首演于1998年，这个作品是对于过去的、怀旧的一个作品。顾名思义，逝去的时光嘛，对过去的东西的一种留恋，失去了想抓也抓不会来。留下的只有回忆。

《华闻周刊》：对于创作者，这些不同是个人情绪、阅历影响的？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因素？

陈其钢：时间、环境、阅历、技术、手段，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从跨度来说，从87年到95年，再到2002年，间隔了十几年的时间，变化肯定很多的。阅历来说，从一个单纯的没有包袱的，变成了后来有了社会经历的，可能在演奏和写作方面，有了更多的技巧的积累，所以这些作品每个都很不一样，但这些作品都包含了我自己从小受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会影响、学校的教育影响，这些东西在作品中无一例外都有。所以无论是写一个简单的歌曲，或是复杂的交响乐，我自己能够感觉这些都是在的。

《华闻周刊》：很多华人最早知道您，是因2000年与张艺谋导演合作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您又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总监，以及 《山楂树之恋》和《金陵十三钗》的主题曲创作者。创作影视剧音乐和古典音乐在创作上有何异同？哪个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

陈其钢：其实都是机会，都是机遇，所以没有刻意选择哪个。一个管弦乐、严肃音乐写作人，一般来讲是没有机会写作影视或是歌曲的，但作为一个和张艺谋合作的中国音乐家，因为中国社会的条件与西方不一样，所以跨界其实在中国很容易的，所以就这么做了。 管弦乐写作非常辛苦，而且很复杂，花很多时间做很少的事情。歌曲写作我深有体会，歌曲写作也有它的难度，就在于你的感觉和你的旋律是否与你的内容结合得很好，能够动听是很重要的。但如果绝对的说哪个东西更容易，那绝对是歌曲写作更容易的。比如说奥运歌曲《我和你》，花了两个小时时间，而像《源》这个作品，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可以说在大众中间毫无影响。相反，《我和你》花了两小时时间，4分钟，家喻户晓，谁说谁都知道，但是不是因为这个，作为艺术家的价值就提高了呢？如果你没有交响乐写作的阅历，单纯的来说写了一首歌，或是一首歌词，这很好玩的，历史留下了你这首歌和你的名字，但是从我们严肃音乐发展的中国历史长河上来看，没能够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很荣幸的能够从管弦乐、交响乐的教育学习写作出发，然后还有机会尝试其他领域的东西，尤其是奥运给我带来的机会，让我了解了自己完全不了解的流行音乐的演唱、演奏和写作的巨大空间。

《华闻周刊》：在创作影视剧作品，知名度更高之后，是不是创作古典音乐更能吸引大众的关注和喜爱？

陈其钢：永远不会的，大众是不会懂这个的，不要说不懂这个，就是写个歌曲，稍微高深一点儿，大众就不懂的。不要说大众不懂，就是另外一个作曲家都不懂。人和人之间的表达方式，尤其当你有个性的时候，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另外一个作曲家，听了作品 《源》之后他是什么感受？他可能觉得很难听，完全没有听懂，这个阳春白雪没有意思，或是说属于这个派的，那个派的，每个人观点会很不一样的。我自己喜欢不喜欢，实际上是唯一的标准，包括对于歌曲来讲。昨天我还在说，奥运作品为什么写《我和你》，是因为张艺谋很有胆量，当时奥组委的领导很有追求，就希望我们能做一个不同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有人不赞成的，但是做出个性来，就是一个历史的标签，必定是一个历史的标签，不要管他懂不懂。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歌曲就是2008年的代表，你唱起来就想到那个年代，再反对也没用。做事就这样做的。

《华闻周刊》：在您看来，古典音乐还是比较个人化的东西？

陈其钢：就是，比如说我们奥运开幕式的八段音乐，第一段就是古琴，有谁记住了？怎么唱的，不知道。第5段的昆曲，怎么唱你知道吗？也是不知道。那个就是我们用管弦乐的交响式的写法做的一个场景的音乐。就像电影 《金陵十三钗》一样，那里面最感人的音乐，当它跟画面相结合的时候，就听不到它了，就和画面一起去体会它了，这时音乐所起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但永远不会让人朗朗上口。因为没看见，人们要看见，看见有人唱这个歌。妓女们在地窖里一唱，人们开始流泪了，我们作为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根本没想到竟然会在这个地方流泪，我们想的流泪的场景绝对不在这儿。就是说，老百姓和普通观众对于艺术的理解是很直观的、很肤浅的。像我们这样的人有时可能会有距离，但是没办法，有距离其实也是好事。有距离的时候使你做出来的东西，使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你追求自己的道理，有自己的个性，这就是艺术的根本。投其所好的艺术，没有意义的。《我和你》这个就是最好的例子，没有投其所好，没有想到奥运会就应该写这个，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让大家开始吓一跳的，很失望的东西。 当时有很多批评的声音，也没有做任何改动，完全挺着不同的意见坚持吗？我们之所以把大学生换成大碗，让刘欢上去唱，就是因为领导当时觉得如果再让一个学生唱， 压力会更大。

《华闻周刊》：梅西安大师所提倡的“鼓励我以真实的自我去创作”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陈其钢：到了法国以后，受到了这些教育和影响，在中国的教育中间，是提倡为人民服务，绝对不提倡个性，提倡的是共性，就是做实用的艺术，这个东西要有实用价值。到了法国以后听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如同搞科研一样的，他们把科研的实用性与实验研究性，超前性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话，他们一定是把研究所放的比重更大的，音乐创作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一天有人听到音乐而不知道是你写的，你作为艺术家本身，从艺术家自私的个人角度来讲，你这个艺术家如同没存在过一样，你的艺术品也不会存在。就是说你混同于所有，就像你眼前的这个盘子，你知道哪个是你的，哪个是我的吗？不知道。所以说它就不是一个创作。艺术品如此，音乐也是如此。

《华闻周刊》：中国音乐人在世界乐坛的知名度，与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是否有着直接联系？

陈其钢：在过去二十多年应该是和中国的变化有关系的，但是当今世界文化的主流还是以欧美为中心，东方文化的崛起还是任重道远吧。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还没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有组织的文化政策，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目前还没有可能看到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中国更多的可能对娱乐比较重视，但是对于基础文化建设，对于文化人才的培养，对于中小学文化修养的教育提高，另外就是一个统一的、长期的对于严肃文化的支持还有所欠缺，目前为止，还没看到这样一个迹象。

《华闻周刊》：个人经验而言，您觉得中国人对西方古典音乐最难把握或是领会的方面在哪里？您相信中国民间的“钢琴热”，会真的培养出未来的杰出音乐家吗？

陈其钢：我们对西方历史和文化了解的很少，我们现在只是在学习西方技术和一般的音乐表现方面有些进步，从总体来说，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但是我倒认为，不一定需要非常深入的了解。就是说文化是一个战略，是一个基础工程，需要长期的、有计划、有目标的建设。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可以有，也重要，但是最关键的还是看他自己发展、了解、研究、方式和方向，这我认为是更重要的。“钢琴热”，小的时候学习钢琴没什么不好，但是在高端演奏的培养方面，可能我们更欠缺的不是演奏钢琴的技术，或者小提琴的技术，而是没有我们自己的文献，就是我的作品，而我们的音乐人才演奏的还都是西方文化的东西，我们演奏得再好，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鹦鹉学舌，因为那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

《华闻周刊》：古典音乐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是不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催化剂？

陈其钢：古典音乐确实是在各种门类的音乐中间，发展得最有基础、最丰富，也是最坚实的一个音乐文化，对于古典音乐的了解，对一个人来讲是有很多好处的。但是单纯地了解音乐还是不够的，一定是一个综合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应是对历史、对文学、喜剧、舞蹈、音乐、哲学等等方面全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