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专栏作家，著有《差距》、《选票的背后》。

2013年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其一是年初的“宪政之争”。宪政本来就是一个很古老的问题，这在一百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开始争论了。到了21世纪还出现一股“反宪政”的逆流，这让我非常诧异。我觉得大家可以争鸣，但应该有一个共识，民主自由和依法治国应该成为大家的共识。而一些反人类文明的观点能在大众媒体得到响应，让我觉得很失望；其二就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一些改革细则，如“单独开放二胎”政策，并且这个政策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了，让我看到国家新一代领导人进一步深化开放的决心和毅力，这又让我看到希望。

但是关于改革中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公开政府官员财产的问题，我觉得在2014年不会有重大突破，很可能还是采取“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来处理。具体来说就是，老领导干部在这个位置上不升迁就不会公开财产，但是新升迁官员的条件之一就是公开财产。

关于房价，我认为在2014年应该还是会微涨。新一届领导层的举措已经不再坚持“调控”，因为中国的楼市还是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还是会有上涨的空间。政府应该一方面加大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另一方面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起作用，只有“两条腿走路”才能比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解决围绕土地权属和城镇化建设的矛盾和冲突的问题，我觉得现在的城镇化建设已经比当初大规模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多了。以前的方式是把农民的房子都拆了，把农民赶到城里去，以暴力的方式获取土地资源，但是现在新型的规划已经变成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模式，所以我觉得这方面比想象中要好。但是未来是否会缓解这种矛盾，视各地情况具体来看，不能一概而论，至少三五年才能走上正轨。

关于雾霾的问题，污染是过去若干年形成的，这不是单个省市能解决的。中央也一直在执行“保增长调结构”的方针，对地方官的考核也不仅仅是唯GDP是用，也应该加入一些治理污染的考核项目。我的看法是，如果能像实行计划生育一样治理污染，那中国的污染问题一定能解决。但是如果用强硬的手段去治理，强行关闭一些污染企业，就会对地方税收和地方就业产生很强的副作用。这是一个长效机制的建立，也是漫长的过程。这甚至比治理房价还要困难，所以我并不乐观。

在我所从事的媒体领域，最让我感觉突出的就是传统媒体雪崩式的滑落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兴起，而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这给我们的监管也带来了挑战。因为传统媒体是有把关人的角色存在，管理层通过总编辑、主任编辑、编辑再到记者有一个思想共识，可以使舆论得到一定控制。但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每个人都是记者，信息的传播是及时的、互动的。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的趋势，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媒体是否能适应移动互联网的挑战，这是我们媒体人经常思考的问题。

一句话留给2013年：中国新的领导班子上台，发布新的施政纲领，这是一个巨变的开始。

一句话献给2014年： 在产生一个新时代的同时，也有很多矛盾会凸显，希望中国在稳定中有发展。

最想对海外华人说的一句话：希望大家对于现在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味说好话，也不是光批评，而是多提建设性意见，为中国的前进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