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柜子的背后，还有一群被囚禁了幸福的女人”。—— 一个“同妻”的自白

虽然社会逐渐接受了同性恋，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思想还占据着老一辈人的思想，并把这种压力传导给孩子。

迫于父母和同辈的压力，很多同性恋者被迫和异性结婚，来躲避他人异样的眼光。这样爆发了诸多问题，例如“同妻”——男同性恋的异性恋妻子。

张北川教授在2010年接受香港《文汇报》的采访时表示，中国有男同性恋者2,000万人，内地逾九成男同会与女性结婚；据估计，内地已有1,200万的“同妻”及“前同妻”。她们不仅得不到生理和心理的满足，很多人还要遭受冷落和家庭暴力。而患有艾滋病的男同性恋人数的逐年上升，也给同妻们带来更大的风险。据卫生部统计，中国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男性行为传播比例已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2009年的32.5%。

大多数同妻都是被“骗婚”的。

例如来自天津的同妻玉容。她67岁这一年，才知道丈夫是同性恋。结婚40多年，他们一直是没有性生活。

例如2012年6月15日，四川外国语学院韩语教师罗洪玲得知自己被同性恋丈夫陈胜(化名)“骗婚”后，悲愤得跳楼自杀。

例如，2015年广州白云区女子林某长期遭受丈夫冷暴力，发现丈夫同性恋身份后，还被丈夫以“杀死两个女儿再自杀”胁迫签下极不公平的《离婚协议书》。法院虽然撤销了协议书中的部分约定，但是驳回林某有关精神赔偿请求。

据调查，同妻群体中９成有抑郁症状，４成曾有强烈自杀念头，近１成曾自杀未遂。

同性恋群体处理与妻子的婚姻，大概有以下三种模式：

虽然“同妻”数量庞大，但在中国社会，他们似乎是隐形的。很少有人关注到她们的现状和需求，保护她们的权益。其中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法律没有很好地保护她们的权益。

虽然《婚姻法》规定离婚受害一方可能会多一些补偿，然而必须提供充分证据。但同妻们取证困难，法律上针对同性恋者的条款尚是空白。2001年11月27日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就规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也就是说，法律上的同性恋者出轨并不能够定义为“出轨”。

虽然得不到丈夫的爱，但很多同妻并没有选择离婚。她们抱住零星的温存不放，坚信自己能改变丈夫性取向。就如一个同妻所写的：“我就努力对他好，做饭洗衣，家务也抢着做，希望能让他收心。毕竟，对于自己的第一次婚姻，谁也不想那么轻易放弃。我结婚的时候也小，大学刚毕业一年，总觉得，只要对一个人好，石头也能暖热，谁知道，居然碰到的是化石。”而更多的人是担心周围人对自己的看法，担心离过婚的女人以后不好嫁人。还有些人则考虑到经济情况和子女抚养问题。

“同妻”现象不仅伤害了女性，也伤害了婚姻关系里的男性。正如一个男同写的：

“我的事情被发现以后，我就求她，我才三十岁，又是党政机关的干部，刚刚提升副处长，希望能为我保密，并提出能够平静离。我什么都不要，她那时却已经有了自己的主意。她对我说，只要我对她说实话，保证今后永不再犯，就翻过这一页去。这样我在情急之下，为她写了三份，每份十多页的交待材料和保证书……我没有料到，她拿到这些我的亲笔材料，就不是她了。也不知道复印了多少份，而且还不止一次成批的寄出去。她先给我的父母、大哥、大嫂，又给我的妹妹、妹夫……事情闹起来了，我又求她，就此住手，我接受她提出的任何条件，赶紧离婚。她却说：‘你别想这么舒服，我非把你搞臭，让你这个同性恋臭不可闻’……（中间当事人经历了服毒和抢救，妻子才答应了协议离婚）经领导动员，我不得不辞职，现在就靠开这家小食品店生活，我的房子给她了，我现在一无所有，人也“臭”到家了……”

白先勇在同性恋主题小说《孽子》中写到：“在我们这个王国里，我们没有尊卑，没有贵贱，不分老少，不分强弱。我们共同有的，是一具具论欲望焚练得痛不可当的躯体。一颗颗寂寞得发疯发狂的心。”白先勇本人也是同性恋者。

蔡康永说： “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事，就是向爸爸妈妈证明我们不是妖怪，我们可以很好地活在世界上。”但公众对这个群体的接受，也有一个漫长的认知过程。

建国之初，同性恋者常常被戴上“鸡奸”或“流氓”的大帽子，被拘留、劳教或集训，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后，“流氓罪”才被废除；40年前，同性恋还被当做“精神失常”，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去“改造”，直到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中才不再笼统地把同性恋认定为一种“精神障碍”或“心理变态”。

但现在同性恋还是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百度同性恋吧有一个很火的帖子《你觉得同性恋最难的是什么？》

跟帖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你一身的肮脏我替你舔干净，一身的毒我用眼泪替你洗掉。”《孽子》中，白先勇如此描述同志间的感情。在大陆，尽管学者和普通民众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已有10年，但政府从未公开表态回应。中国政府对此议题的态度，总结起来就是“三不”原则，即“不支持，不禁止，不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