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都柏林市中心向南驱车大约10公里，有一个叫Foxrock的小区，这里绿树环绕、环境优雅且交通方便，吴兵的家就安在这里。那是一栋有四间卧室的两层别墅，前有车库，后带50米长的花园。一头银发、温文尔雅的男主人吴兵，在都柏林工业大学（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担任校长助理和国际合作联络部主任，女主人刘晓玲端庄大方、热情好客，是同一所大学的计算机系讲师。房子按照欧式风格布置得温馨舒适，而进门处的中国漆画和壁炉旁的青花瓷瓶，则透露着主人与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6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拿着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入职通知书的吴兵，把怀着身孕的刘晓玲和九岁的儿子从英国接到爱尔兰来，开始了与爱尔兰的缘分。一晃十八年过去了，两人都已经在爱尔兰站稳了脚跟。吴兵说，来爱尔兰并不是他们计划中的事，两人也从没有讨论过何时离开。他们都已经记不得，从何时起，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家。

阴差阳错的爱尔兰缘分

1996年年中，怀着六个月身孕的刘晓玲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是选择继续留在英国发展还是到海峡之隔的爱尔兰去？此时的她，已经习惯了英国的的生活，习惯了每天开车上下班，习惯了偶尔去市中心的中国城转转，习惯了到圣玛丽医院（Saint Mary’s）做产检，这几乎是世界上最好的妇产科医院。但是她的丈夫吴兵却在彼岸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谋得了一个助理研究员的工作，并等着她带着九岁的儿子一起到都柏林。到底是选择继续在熟悉的环境中工作生活，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还是放弃在英国打拼下的一切，一家人在陌生的爱尔兰团圆？刘晓玲犹豫了很久。终于，她下定决心，追随丈夫到爱尔兰，因为她觉得“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家”。

1993年，吴兵一家人在英国曼彻斯特。

1991年12月11日，吴兵第一次踏上英国的土地，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年后，刘晓玲也来到英国，夫妇俩一起在异乡求学和奋斗，那是一家人第一次在海外团聚。四年之后，吴兵考虑继续申请博士后，一个周四，吴兵在翻阅的《泰晤士报》（The Times）上看到一条招聘广告，广告上写着：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招收研究员。

吴兵当时根本没弄清楚白这圣三一学院到底是不是英国的，就直接登上了去都柏林的飞机。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这是个非常适合他的机会，一定要去试一试。幸运的是，当时往来爱尔兰和英国没有很严格的边境管制，所以没有签证的吴兵得以顺利入境，到圣三一学院面试。不久之后，圣三一学院给吴兵发来入职通知书，邀请他到学校工作。吴兵想：这回一定要弄清楚，到底去爱尔兰要不要签证。吴兵查到爱尔兰驻伦敦大使馆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向对方询问是否要办签证。民族情结很重的使馆工作人员气得在电话里向他发火：“Of course, we are another country！”

同年10月，刘晓玲挺着大肚子，带着年仅9岁的儿子，坐上塞满行李的汽车，搭乘渡轮来到了爱尔兰。过关的时候，刘晓玲双手捧着护照，里面是好不容易办下来的签证，等待着海关的检查。但是到了关口，工作人员连看都不带看的，一个劲儿地摆手。那意思就是说：“走，快走。别给后面的车挡道。”他们踩了油门往前开，不一会儿就直接开到大街上了。过关不用查签证，这是爱尔兰给刘晓玲的第一印象。

爱尔兰人的热情缓解思乡之情

爱尔兰早期的华人以香港华侨为主，他们先到英国，再辗转爱尔兰。上世纪70到80年代，正值越南排华时期，一部分越南华侨回到了中国，由于无法适应国内的生活，相继迁往爱尔兰。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最早一批中国大陆学生开始到爱尔兰留学，并在这里定居。但与前两批移民相比，这部分人还是少之又少。

“当时在都柏林，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两个手都可以数得出来。走在大街上，你看到一个大陆来的，恨不得要拥抱一下。”刘晓玲说。华人移民大多以经营中餐馆为主，所以大多数爱尔兰人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是：他们不是在餐厅工作就是在外卖店打工。吴兵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你在哪个餐馆工作？”当他回答：“我不是在餐厅工作的，是在圣三一学院工作。”对方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他究竟在圣三一学院做什么。

“这和我们在曼城的生活反差太大了，你想想，那时在曼城有多少中国人啊。”无论是道路交通还是社会管理系统，刘晓玲都觉得这里不如英国的成熟，这让她感到巨大的落差，“但有一点，爱尔兰人对人特别友好热情。而且你能感觉到他们都是真心实意地对你好，把你当成家人和 朋友。英国人可不是这样，他们表面上对你很礼貌，但这种跟礼貌是被训练出来的。”

1997年，吴兵一家刚来都柏林不久，刘晓玲刚生下女儿吴頔风。

一次，刘晓玲和邻居聊起天来，爱尔兰邻居问她：“你们想家吗？”刘晓玲想了想，说：“有一点。”过了两天，热情的爱尔兰邻居邀请他们一家到自己家做客，邻居说：“这样你就不会想家了。”刘晓玲说，她在英国住了三年，这样的事情可基本没发生过。友好热情的爱尔兰人让刘晓玲暂时忘却了异乡的寂寞和对家人的思念。

来爱尔兰两个月之后，刘晓玲顺利地诞下了宝贝女儿吴頔风。“爱尔兰人没怎么见过中国小孩，每次这个黑头发黑眼睛的小娃娃一出来，总会围上一群人，大家都想和我们聊上几句，甚至摸一摸她。”从小备受宠爱的吴頔风到了七八个月的时候，逐渐养成了一个“毛病”，只要没有人关注她，她立即发出声音“抗议”。

                     2001年，吴頔风（中）和刘晓玲（后排左三）与时任中国国家总理朱镕基夫妇合影。

吴兵到爱尔兰来的时候，还没有完成博士论文，他在学校的工作是助理研究员，论文答辩之后，晋升为研究员和讲师。98年吴兵来到都柏林工业大学，从资深讲师干起，之后升为计算机系系主任，学院副院长，之后又成为校长助理，薪水也跟着职务一起水涨船高。在他担任系主任的时候，学校正好要招一个全职的计算机讲师，院长主动邀请当时已是一家公司部门经理的刘晓玲去应聘，吴兵担心两人在一个学校有些不便，但院长说：“我们招她是我们的事，和你没关系。”就这样，刘晓玲和吴兵成为了同事。

除了在学校的正职之外，夫妇俩还在华人社区里担任了多项职务，尽可能多地参与当地华人的活动。吴兵是爱尔兰教授协会的主席，而刘晓玲则是爱尔兰华人专业人士协会的主席和爱华中文学校校长。她常常利用周六的时间，组织志愿者和老师为华侨和当地爱尔兰孩子义务教授中文。为了孩子们有地方学中文，刘晓玲已坚持了整整十年。“你要说做了多大的事儿，我也没觉得，但是就是零零碎碎地做了一些事儿。”

吴兵一家在爱尔兰算是小有名气，但吴兵说，这并不是他们夫妇俩的功劳，而是沾了儿子的光。吴頔宇在中小学必修课之一是爱尔兰官方语言——凯尔特语（Gaeilge）。当时，一部以反思爱尔兰传统文化流失为题材的电影开拍，导演正在寻找一名十几岁会说凯尔特语的中国孩子，吴頔宇就成为了这部电影的主角，之后这部电影成为爱尔兰家喻户晓的作品。2007年，吴兵夫妇还把这部电影的光盘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爱尔兰总统的玛丽·麦卡丽斯（Mary Mcaleese）及丈夫。麦卡丽斯总统还笑着说：“这是我们学爱尔兰语的教材！”。

2007年，吴兵夫妇在中国驻爱尔兰大使张鑫森的见证下，把儿子吴頔宇主演的电影《我的名字叫于明》的光盘作为礼物送给了时任爱尔兰总统的玛丽•麦卡丽斯（Mary Mcaleese) 及丈夫。

爱尔兰人对于愿意学习本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外来移民更是展现出非比寻常的热情和尊敬。我们到访吴兵家的前一天，吴兵、刘晓玲和已是大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吴頔宇同时代表不同的组织受邀参加了“爱尔兰中国商会”举办的年餐会，席间刘晓玲还有幸与爱尔兰总理恩达·肯尼（Enda Kenny）相邻而坐。总理举起酒杯说：“Cheers。”之后他还学中国人说了一句：“干杯。”刘晓玲立即用凯尔特语说了一句：“Sláinte!”总理非常高兴地附和道：“Sláinte! Sláinte!”整个晚上，总理的兴致都很高，搂着每一个人照相，“搂得那个紧啊，都让我们不好意思了。”

连购三套房 彻底把根扎在了爱尔兰

“安居乐业”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所以无论到哪，中国人都有买房子的习惯，似乎只有买了房才有安全感，吴兵一家也不例外。来爱尔兰近二十年，吴兵和刘晓玲一共购置了三套房产。除了他们现在居住的这栋四居室的小洋房，精明的刘晓玲还趁着爱尔兰房市低迷时入手了两套房产。其中的一处作为结婚礼物给了儿子，而另一处则租了出去。别看吴兵一家现在安居乐业，刚来爱尔兰的时候，他们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找不到。

刚刚和妻儿在爱尔兰团圆，吴兵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待产的妻子找一个合适的房子住下来。吴兵四处打听哪里有房源，但是每每接到消息后到实地一看，房主或者中介就告诉他：房子已经租出去了。找了不下十几家都是这个情况，他终于明白了，因为他是外国人，所以没人愿意租给他。吴兵甚至开车到距都柏林三四十公里的地方找房子，后来发现，这更行不通。

一天，报纸上又登出一则房产出租的广告，一栋海边的三房半独立别墅要招租。周四刚出的报纸，吴兵周五一早就跑去看房。出租房子的是女主人的女儿，女主人因为年事已高已经住进了养老院。可能是因为急着出租，对方并没有太多的要求，他们觉得吴兵人不错，而且又是第一个跑来求租的，于是就租给了他。其他中国人看到刘晓玲住在这么好的房子里，瞪大眼睛问她：“你们住这么好的房子啊？”刘晓玲说：“我们也没想这么多，孩子快要出生了，赶紧住下来再说。”

租房的艰辛让刘晓玲琢磨着要买房，她对吴兵说：“你在这里也有工作了，而且我们在英国打工也存了一些积蓄，要不咱们就买房子吧。”吴兵没想这么远，他想先缓一缓，走一步看一步。为此，夫妻俩可没少吵架。

刘晓玲生下女儿后，也和吴兵“吵定”了，就开始张罗去看房子，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买新房子上。1997年6月，他们压上自己的全部积蓄，还向银行借了点钱，以7.8万爱尔兰镑买下了一栋三房的半独立别墅。到律师那儿办购房手续时，他们还有点忐忑，律师对他们说：“你们就笑吧，还没住进去，房子就开始涨了。”次年4月，吴兵一家就搬进了新房子里，一家人在爱尔兰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产。

2003 年7月，一家人搬入都柏林Cabinteely的新房，这是吴兵和刘晓玲在爱尔兰买的第二套房。

之后几年，受“9·11”事件和金融风暴的影响，爱尔兰楼市受到打击，房价大幅缩水。刘晓玲又看准时机，分别在2002年和2011年底购入第二和第三套房。最让她骄傲地是现在居住的这栋独栋别墅，是在都柏林最好的区买的。“这房子买得太值了，买时花了46.5万欧元，现在一百万欧元随便卖。”刘晓玲说。

有了这三次购房经历，刘晓玲把看房子也当成了自己的爱好。只要房地产公司有开放式参观，碰上感兴趣的她就会去看一看。由于每次买房都是低价入手，刘晓玲在都柏林的房产中介中都有了名气。“有时看房需要登记自己的联系方式，只要中介看到我的名字，不管见过没见过的，都知道我的购房故事。”刘晓玲笑着说。

从中国到英国再到爱尔兰，吴兵一家远离祖国千万里，他们对“家”和“国”有了新的定义。正如吴兵说的那样：“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当我想家的时候，我想念的是都柏林的家。那里有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有我的很多朋友，有中国的朋友，也有爱尔兰的朋友。”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当吴兵和刘晓玲听到《歌唱祖国》的音乐响起时，默默流下了眼泪。当时一双儿女都不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动情？吴兵说：“因为在我心底，我的祖国永远是中国。”

2011年，刘晓玲、吴頔风、儿媳妇刘记昭（右）与钢琴家郎朗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