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西方的EMBA项目类似，中国的EMBA项目也有着“圈子文化”，只是中国EMBA的“圈子”，是一套更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系统。

在中国的商学院业界，“转型”一词最近被频繁提及。《华闻周刊》在采访中发现，对很多商学院来说，“转型”的想法并不是最近才有，关于“如何转型”的讨论也已存在多时，只是这一次，“转型”来得有些突然、有些无奈，成了一件势在必行、不得不为的事。

促使中国本土商学院将“转型”紧急提上议程的，是7月31日中国官方下达的《关于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的通知》。该通知规定，禁止中共党内、政府和国企“领导干部”报名攻读学费昂贵的商务培训项目，除非他们得到官方的批准并自己支付学费。

该通知发布后，不少通过“拿奖学金”或免学费就读EMBA（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即高层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类课程的“领导干部”纷纷退班。由于这份政令对中国商学院EMBA项目所带来的冲击最大，所以在“坊间”，它也被解读为是“官员EMBA禁读令”。

不少评论者认为，中国本土商学院此次受到的冲击，虽然从表面上看源自最近发布的“禁读令”，但从根本上看，却是由“中国式”商学院一直以来存在着的问题和弊端造成的。那么，商学院的“中国模式”和生态到底是怎样的？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转型”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在本期的“中国式商学院”专题中，进行了调查与梳理。

中国式生态

在近期引发争议最多的，是中国本土商学院开办的EMBA项目。2002年7月，中国教育部首次批准了30所中国高校在本土开办EMBA课程并授予学位。此后EMBA在中国迅速走红，到2012年有资格开办EMBA课程的机构数量已经增加到了64家。

EMBA本身是西方商学院教育体系下的产物，但作为一个“舶来品”， 它在中国却逐渐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与生态。

在接受《华闻周刊》采访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以下简称“人大商学院”）执行院长毛基业表示：“EMBA项目本身就是一种‘舶来品’，中国原本没有这个东西……中西方模式融合的过程就是一个把西方模式‘本土化’的过程。”

他坦言，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的确与西方商学院的EMBA项目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生源构成、上课模式和课程内容等多个方面。

“国外的EMBA生源通常是企业的高管，他们一般在企业已经担任了多年的管理工作，读EMBA主要是为了实现职业生涯的突破或转型。而中国来读EMBA课程的学员，尤其是早期的学员，很多人还处于‘补课’状态，因为当时中国有很多企业家虽然企业做得比较成功，但文化水平却比较低，读EMBA类的课程，就是想要回过头来‘补课’，希望在获得学位的同时，学习知识，认识朋友。”他说。

他表示，在三年以前，国企的“领导干部”在人大商学院的EMBA学员中的确占据着较大的比例，“如果这次的‘禁读令’在三年前发布，那我们受到的冲击会非常大，因为那时候我们60%的学员都是国企中高级管理人员。”

在采访调查中，《华闻周刊》还发现，与国外的EMBA相比，国内EMBA的招生入学程序也有所不同，国外的EMBA入学大多需要参加GMAT考试，而中国的EMBA的入学考试则主要由各商学院自己举行。虽然一些中国的商学院也有笔试环节，但面试在考察学员时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各商学院对自己的招生程序进行把控，这导致不同商学院的招生标准和质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中欧EMBA项目的面试和笔试，每年要淘汰掉三分之二的人。而且上了中欧黑名单的人，中欧永不录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教务长兼EMBA课程主任陈杰平对《华闻周刊》说。至于中国本土商学院EMBA项目的学费，则多在40万至70万人民币之间。《华闻周刊》了解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14年EMBA秋季班的学费为58.8万元；人大商学院的EMBA学费为46万元（北京授课点）；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EMBA学费为56万元；而长江商学院EMBA项目在几大商学院中收费最高，达到了68.8万元。这些EMBA课程收费不菲，但与欧美一流商学院的学费相比，并不算高。

和西方的EMBA项目类似，中国的EMBA项目也有着“圈子文化”，只是中国EMBA的“圈子”，是一套更具中国特色的生态系统。

此次的“禁读令”其实是在中国如火如荼的反腐运动背景下出台的，因为此前在不少中国商学院的EMBA项目中，官员与商人同班就读形成了一些“同学圈子”和“校友圈子”，这被中国官方认为是滋生官商勾结与腐败贿赂的土壤。

对此，不少受访者认为“圈子”固然需要规范和引导，但其本身的存在却并非毫无价值。

长江商学院的校友韩雨对《华闻周刊》表示：“2009年之后，国外商学院的光环已经褪去了……我更看重的是长江商学院的校友圈子和师资力量。”

陈杰平说：“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EMBA教育就是‘富人俱乐部’、‘精英俱乐部’。我想说的是，首先EMBA教育不属于国民教育，它本身就是针对高层管理人员的课程。能够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毕竟是少数……在这种情况下，EMBA教育必定是一个高层次教育。”

谈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圈子文化”时，他认为同学的“圈子”不仅是一个交友的网络，更是分享经验和体会的平台：“学生之间的交流不仅体现在扩大自己的交友网络方面，EMBA更是个学习的平台，我们鼓励学生分享自己的管理经验和体会……虽然别人的成功无法复制，但吸取前人的经验却可以避免失误。”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则认为，世界上所有的EMBA项目都有“求人脉”的需求，这并非“中国特色”：“EMBA就是有建立人际关系网的作用，你到美国去看看也是如此。” 

“当然，从北大国发院EMBA的情况来说，我们还是比较严谨，比较注重学术的。如果你想真正学习知识，喜欢低调，就来我们这里。”姚洋说。

中国EMBA课程的上课模式多为每月一次数天的集中上课方式，比如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今年9月开学的EMBA秋季班为期20个月，每月集中4天上课；而人大商学院的EMBA课程也采取的是类似的方式。对于中国EMBA的这种上课模式，毛基业认为它更适合中国学员的需求，“因为学员可以更灵活的安排时间，同时课程的强度也在他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相比于到中国来办学的西方商学院，中国本土商学院有一些自己的优势……我们（人大商学院）的优势就是懂中国，同时又有国际视野。”毛基业说。

突然到来的“转型”

“禁读令”颁布后，引发了“领导干部”的EMBA退班潮，而中国商学院则纷纷宣布“转型”，将招生的重点转向了民营企业家。事实上，“转型”的讨论早在多年前已经出现，一些商学院更早在几年前就已开始推动“转型”。

毛基业表示，在四年以前，人大商学院的EMBA已经开始“转型”，这使得其学员的构成发生了转变，“现在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和高管占据了我们学员的80%。所以我们受这次‘禁读令’的冲击很小，也可能是中国本土商学院中受冲击最小的一个。”

他表示，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生源上，同时也体现在其项目设置与理念上，整体上来看就是要“回归教育的本源”。

至于为何早在四年以前就开始“转型”，他透露说，其实是源于中国本土商学院教育市场本身的变化，“当时我们发现市场需求本身在转型，意识到未来中国EMBA市场上最活跃的将是民营企业家，于是就把自己的战略调整为了‘服务成长型企业’。”

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直言，虽然在中国商学院蓬勃发展的大潮中，北大国发院一直走在前列，但是EMBA教育“再往上冲的力量不是很大”，正面临着调整和转型。

“我们的转型包括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进一步突出特色优势学科，增设更多的经济学课程。另一方面就是增加‘现地教学’。”姚洋所说的“现地教学”，就是增加现场教学的时间，把一半的课堂时间挪到其他学员和校友的企业里，从实践中学习。虽然这在其它的中国商学院里并不是新鲜的尝试——早在七八年前，长江商学院就已经开始践行这样的教学模式——但是在相对严谨的北大国发院的课堂里，仍可算是一种有益的改变。

但更多的商学院在近期进行的“转型”，却并非渐进式的、基于市场需求变化的变革。

《华闻周刊》了解到，由于“禁读令”颁布的时间，正值不少商学院EMBA秋季班开学的高峰时段，此举令众多商学院措手不及。他们不得不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出“转型”的举措，将招生的重点转向民营企业老板，以解当下的燃眉之急，但很多项目的课程设置、教学理念与模式都还来不及从根本上进行调整。因此，此次大部分商学院的“转型”，从根本上来看，仍是一种受“自上而下”的政令激发的、“中国式”的改革，是紧急应对当前困境和经济损失的权益之计。中国商学院中要出现全面的深层变革与创新，仍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