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白晓红的这个约会迟到了一年多。一年前，我们就约要出来聚聚，等我真正得闲了，打她的电话却打不通，她仿佛忽然消失在伦敦了，我打电话给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她告诉我，晓红又卧底去了，你找不到她的。再次有她的消息就是她的新书问世，《Invisible》（《隐形：海外性工作者在英国》）。

我们在查令街十字约见，象英国人一样，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拥抱。她带我穿过火车站旁边的一条小路，来到她经常光顾的酒吧——Gordon’s。

她向我推荐了一款智利的黑加仑红酒，我们坐定，聊起了她的生活和她的书。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白晓红的名字是2008年，她的一本书《隐形生产线》放在我们主编的书架上。我看到这个名字的第一反应竟是张爱玲的书《红玫瑰与白玫瑰》，白的冷清红的炙烈。也许正是名字中这鲜明而反差巨大的两种颜色，造就了她性格中鲜明的双面性。

随手翻开她的书看作者简介，白晓红，英国《卫报》记者，专责劳工、移民、少数民族社区等议题，曾获英国Paul Foot调查记者奖。

一个在英国潜入调查非法劳工生活现状的卧底记者，英国三大报之一《卫报》的新闻记者，在我的心里她应该干练、犀利、裤装、短发，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去采访的路上。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才会那么惊讶。

那是2009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见到她。长及腰间的头发随意的编着，蓝色碎花的真丝连衣裙到脚踝，一双坡跟凉鞋。我惊讶眼前这个温柔的模样就是笔锋犀利的白晓红。我问：“你是卧底记者白晓红？”她爽朗一笑，“你觉得呢？”

“我做记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人的生活。”

为了她的坚持，她可以放弃沿着正常轨迹的生活。

那次见面为的是讨论一篇她的调查报道。她的一篇反映东欧劳工的调查文章刊登在我当时工作的报纸上，尽管隐去了部分真实的调查名字，还是被一个受访者发现了。他们找上报社，扬言要告她和报社。受访者要求作者和报社道歉，我被派去给她“做工作”。

我对她说：“不道歉的话，他们要告我们。”

她说：“你别怕，我这里有录音，有笔记，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为什么要道歉？即使要告，他们告不赢的。”

我说：“不是赢不赢这么简单，背后的人事关系复杂的很，牵扯太多，道歉的话省去了很多麻烦。”

她停顿了一会儿，仍是以一贯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我做记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人的生活。”

时隔多年，这句话仍然在我的耳边。

这是她的坚持，为了她的坚持，她可以放弃沿着正常轨迹的生活，放弃做个好妻子，乖女儿。

晓红1987年从台湾来英国在卡地夫大学攻读研究生。她说离开台湾的原因就是为了自由。她的家境好，沿着父母的轨迹她可以是台北的“名媛”，但她说：“我从小就是个‘问题少年’。”

在卡地夫大学后，她又攻读了杜伦大学的东亚文化研究硕士和威斯敏斯特大学的新闻学硕士。

我说：“连读了三个硕士？确实对学术研究很感兴趣？”

她哈哈大笑说：“我就是为了逃避工作，也不想回台湾，只有读书让我觉得最名正言顺最自在。”

她也曾想做个乖乖女，就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结婚了。

这段婚姻维持了二十年，以和平分手告终。

她不刻意隐瞒自己的生活，“我常常因为暗访或者做实地调查，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各自忙得见不到彼此，我的婆婆也觉得我好像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时间久了，我们仿佛不需要对方了。回家以后也可以不对话。尽管心里还是很关心对方，但爱情，不在了。”

说起自己的生活，她笑着说：“我看我是永远当不了他们心中的乖女儿了。”

“我不敢坐飞机。”她说。

可她选择的职业却是对一个女人来说，多危险的工作。

除了她的温柔，第二次觉得惊讶是因为她曾经对我说：“我不敢坐飞机。”

“那你怎么回台湾看家人？”我问。

“唔，我坐火车从欧洲穿过到中国，坐船从厦门到金门，从金门坐火车去台北。单程大概要2个月吧。”

二十年来，一直如此。直到去年回去参加弟弟的婚礼，她才选择了坐飞机。

一个“不敢坐飞机”的人应该算是一个胆小的人吧，可她选择的职业却是对一个女人来说，多危险的工作。

2004年莫克姆湾拾贝惨案之后，晓红认为英国媒体对此类事件的报道充满偏见，英国政府也把惨剧单纯归罪于人口走私，让她想要亲自体验劳工的生活，真正从他们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生活。这样才有了发表在《卫报》头版的第一篇以非法劳工的身份在肉厂卧底打工的报道。

当时，白晓红混入劳工的队伍到了斯特福德的一家肉厂打工，原本说好了的员工宿舍到了却变卦。 “今天没有床位了，你就睡这里吧。”工头指了指自己的床。她看了看周围的环

境，只有工头一个人有床，其他的工人都睡在地上，工头显然是有暗示的意思，让晓红非常害怕，但她又怕自己因为失态而露馅，只好硬着头皮说，我睡地上和工人们一起。

“那是我第一次做卧底记者，心里非常害怕，我的脑子里乱乱的，一直在想逃跑的路线。”但从那以后，她就不再害怕了。

在华人按摩院卧底的时候，她伪装成浙江人，但一次和台湾小姐聊天，她的台湾口音差点被识破，后来她有意地在台湾小姐面前读简体书、写简体字，打消了她的怀疑。“这些年，我已经学会不再害怕，而是如何化险为夷。”但她也说，这次的卧底是最后一次，她不会再做卧底记者了。

“我反对盗版，但我偶尔会买，为了帮他们。”

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

2008年，她出版了第一本英文书《华人耳语—英国隐形劳工的真实故事》；

2010年，她回台湾的途中坐火车经过中国大陆，按照火车路线，她沿途调查采访了中国民工，写下了第二本英文书《散沙：中国农民工故事》。

2013年，她出版了第三本英文书《隐形者——英国移民性工作者调查》。

为了这第三本书，她几乎花费了7年的调查时间。我问，你为何萌生关注这个群体的念头，她告诉我两个故事：

2005年她认识的一个华人劳工。这个来自东北的女人是一个葱厂的工人，每年夏天在葱厂里拔葱，赚得很少的收入，而冬天她就没事做了。为了给家里寄去更多的钱，她选择在冬天去按摩院做保姆，后来被劝说成为了小姐。她告诉晓红，自己被抢劫了三次，但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小姐的工作是违法的，她不敢报警。而这种被抢事件在按摩院的小姐中相当普遍，还有更严重的人身伤害甚至是强暴。

第二件事是2008年，一个叫梅的中国女人在东伦敦白教堂一带被杀害。梅没有正式工作，在英国街头卖盗版DVD，杀害她的凶手是个白人，把她骗到住处后杀害，凶手称他们曾有过性交易，并且证据证明他在模仿开膛手杰克：他查阅了相关的历史书籍，而且在杀害梅之前他杀害了一个当地的性工作者。警察在询问他杀害中国移民梅的动机时，他说：“因为没什么人关心她，她容易被遗忘。”

这两件事对白晓红的触动很大，她觉得女性移民在英国越来越多，而很多女性移民中的弱势群体没有得到关注，处在很危险的处境。而她想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关注到她们的生活。

2012年8月，她为了完成新书《隐形》，潜入一家伦敦的华人按摩院，应聘上保姆一职。在为按摩院打扫的同时，用特殊的眼镜记录发生的一切。每天从7点起来，工作到凌晨两点，她承受了体力和心理的双重打击，而最让她难过的，是那些小姐的生存状态。

“她们生活在完全封闭的空间里，她们不会英语，她们不愿意和外界接触，唯一和外界接触的机会，就是客人。”白晓红说。“她们仅有的英语是从客人那里学来的讨价还价。One hour,90.half an hour,50?这是她们在英国生活了许多年，只会说的英语。让我觉得悲哀。”

白晓红生活在东伦敦的一座公寓里，我们从小酒馆里出来，她带我来到了她的家。我问：“听说这一带的治安不好，你为什么选择在这里定居？”

她说：“这里是个很有移民文化的地方，你看，最早的法国人、后来的东欧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都是在这里开始，这一片你可以看到来自各个地方的英国移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新形成的移民文化。”

经过地铁站附近的街道，她告诉我，这里常常有移民沿街卖盗版dvd为了糊口。我问：“你买吗？”

她说：“我反对盗版，但我偶尔会买，为了帮他们。”

我问：“在英国当一个作家，写书赚钱吗？”

她还是爽朗地大笑起来，说：“一个按摩院的小姐问我，你是为了钱才这样不顾风险的卧底吗？其实，我写一本书，赚到的钱也许不及一个小姐两周的工资。如果为了钱，我不会坚持到现在。”

“我妈妈对我的经济状况很不满意，因为我的工作不能给我创造很好的经济条件，她说我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生活很失败。”她还是一脸的轻松。

晓红的家被她布置得很有自己的风格，她笑着说：“我妈妈说像个蒙古包！”，家中的装饰都有它们的故事，她拿起来对我如数家珍。“这是我在蒙古买的。”“这是一个拍摄菲律宾女工的摄影师送我的作品。”“这是我画的自己的手。”她指着书桌上一幅画说。

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挂着妈妈给她写的字，放着她从台湾带回来的茶壶，还有一套台湾的历史书。

我们放着音乐，一起吃着从外面买回来的咖喱饭。她指着厨房水槽里堆着的碗对我说：“一个人的生活，自在。”

我对她说，明明是我在采访你，可我怎么觉得自己一直在倾诉。晓红哈哈大笑，“我朋友也说我像个心理医生，这大概就是我天生要做记者的原因吧。”

说起自己的生活，或者辛苦，她永远都笑容满面，面对我的各种要求，她总是配合地说：“好，没问题。”我从没见过她不悦的神情，只有在讲到她的书中人的生活时，她显得沉重。

我忽然想起最近看过的一本书，其中的话很好地解释了我眼前的她，这样的所谓“两面性”： “制片人总担心善良的人做不了刚性调查。其实只有善良的人才能刚性。善良的人做采访，不会跃跃欲试地好斗，但当他决定看护真相的时候，是绝不撤步的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