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一辆奥斯汀牌小轿车出现在凯尔斯学院顶上。

恶作剧似乎是年轻人的专宠。或许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讨论这两者间的历史渊源，因为现在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几个世纪以来，剑桥大学的恶作剧就从未停止过。

很有意思的是，基督教堂成为了恶作剧的主要 “作案现场”。文献上记载，学者们最开始只在教会成员的底层担任一些书记员的工作。同时，年轻的学者接受牧师的培训，成为“预备牧师”。

这带来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学者拥有“神职人员利益”的申诉权。关于这一特点，我会慢慢道来。如今，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年轻学者们仍享有该申诉权，原因就是这些大学与剑桥大学有着紧密联系。

“神职人员权益”意味着：一个牧师，或学者，享有更宽松的法律约束。例如，如果牧师被判谋杀，他将不会被绞死；还有减税特权；若身负重债，不必入狱。普通市民对于学者的特权很是嫉妒,常常会引起争吵和“不当行为”。在中世纪的剑桥，学者一般穿戴长袍、四角帽。如果是本科的话，就是方顶帽（就是如今毕业典礼上所见学士帽的前身）。

以穿戴确定身份是维系中世纪后期（1100-1500）社会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说当时有限购令，用来限制衣服的过度消费，但实质上只是为了显示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当时禁止“穿戴比自己身份高的衣物”，所以学者的穿戴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体现他们的神职人员身份。普通市民很容易就能认出，甚至嘲笑他们。因此，那些想捣乱的人往往就会大打出手。

每个学院都有如何管理自己的规则。国王学院禁止“养猪，玩狗或玩骰子游戏”。1505年成立的基督学院，“禁止任何形式的动物饲养，禁止酒会、贸易、和武器的携带”。1348年成立的彭布罗科学院更有令人惊讶的规定“禁止倾斜在马背上”。从本质上将，大学要求男性要严肃，是典型的 “无趣”的教会男人形象。因此学者们觉得心灵到身体比较压抑，例如国际象棋被认为是浪费时间，足球被认为太吵闹。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试图从这种控制中得以释放，因此常常出现打架。而大学中也不能出现女性，如果学者和女性在一起那绝对是违规行为。

还有一个值得提起的是，许多学者的时间是被控制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出席学院礼拜堂是必须被纪录的，吃饭必须在食堂吃，当然上课也要考勤。这样一个严格的纪律势必会激起一些学者强烈的叛逆，想要寻求机会进行恶作剧。

从16世纪开始，一些来自富裕家庭的人进入剑桥大学，使得这样不端的行为开始产生改变。这些学生会带着他们的马，而且在剑桥附近的小镇新市（Newmarket）进行赛马。家庭对学生的影响在大学教育里显现出来，这点在现在也是如此。从皇后学院的导师在19世纪60年代的一个信件记录中可以看出来。导师写信给一位学生的父亲抱怨他的儿子没有上课而去新市赛马。父亲给导师的回信写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理解，在我们那个年代，学生能参加赛马对一个学院来讲是非常光荣的事。”有这样的父亲一定让很多懒惰的本科生羡慕，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当然对规矩的定义这些年也改变了很多。在15世纪的时候，“倾斜在马上”曾经是被禁止的而在21世纪，剑桥大学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大学马球协会。虽然校方有可能认为这个运动太昂贵可能影响不好，可是也不会阻止协会的活动。

同样，现在剑桥大学的学生会可以邀请到很多著名的大学进行辩论，但是这在曾经也是被禁止的。从1815年开始，学生才被允许在公共场合辩论，发表一些自由的言论。在19世纪初，正是英国社会的不稳定时期，妇女选举权在大学学者中也是被禁止讨论的话题，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可以通过讨论圣经人物，亚当和夏娃来谈论他们想谈论的话题。在学院的控制和安排下，学生也可以进行一些剧场的排练，这些戏剧经常在大学食堂里排练。然而，如果学生自己来运行他们的剧团却不被允许，这种情况到19世纪中叶才改变。在19世纪早期有记录剑桥开始出现了非官方戏剧，但是这些演员被认为是行为不正当。当然，这是由于戏剧中女性角色所造成的问题，在1932年年底，由于作品中女性是被禁止的，大学的戏剧演员被迫关闭了他们的演技俱乐部，聘请专业演员。这种状况在几年后女性学生的出现后才开始改变。

在19世纪，这些年轻学者的不当行为开始向不同的方向转移，一些学生带有艺术细胞，甚至在大学的老建筑间进行夜间攀登。

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塔尖和塔的建筑物给了19世纪的著名小说家哈代很多灵感，在他的小说中被描绘多次。毫无疑问，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对这些建筑的灵感来源于攀登。剑桥大学开始出现了一个“夜爬者”的组织，学者们开始喜欢在夜间攀登塔尖，在凯尔斯学院（Caius College）的参众两院之间，相隔2米的地方跳，这被称为“参众两院飞跃”。最有名的攀登是1958年6月，6个凯尔斯学院的学生将一辆奥斯丁牌的小面包车搬上了参众两院的顶部。那天晚上，学生们极其兴奋，但是大学花了4天时间才将面包车取下来。这件事在当时反响很大，当时的《罗马尼亚共产》报上甚至出现了一些好评，用了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上议员的 ‘儿子’”。

在21世纪的这些年轻的大学成员中，却是比较有登山这样的冒险行为。然而，在2002年，一个学生爬到了国王学院礼拜堂上的最高点，随后给大学的副校长发了一封公开信，抱怨他爬上石雕的状态，并声称因为这些建筑年久失修对魏莱的攀登者造成了很大的风险。

有几个同样有趣的 “偶然”都曾发生在河上。比如，Mini轿车曾一度被猜测是来源于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另一个“偶然”是建筑师曾使用了14个石球摆放在克莱尔学院桥的顶端，而这个无心的设计却意外地让这座桥成为现存穿过剑桥最古老的桥。一个积极进取的学生用轻塑料做了一个额外的球，却与青苔的年代相符。然后，当一群游客正乘着平底船接近桥时，他故意装出一副狂躁的样子假装将球往路过的游客船的撑杆上砸去。据说游客当时吓得将船抛弃，纷纷跳入水中。这样的恶作剧导致了这位学生被学校听课了一段时间，但许多人认为，他应该获得奖牌。

总体来说，现代学者中“胡作非为”的行为较少，过去的种种禁令也被解除了许多，但有意思的是，现代学者有可能比中世纪的更严肃。现代学生感受到巨大的排名压力，和挂科带来的惨重负债，由于学生很少有机会能找到薪水好的工作，因此他们上大学都是靠贷款，这给学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现代大学对于学者行为的定义已经和600年前不同，如今的普通法律对学者和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在世界各地，学术上的不当行为主要集中在周末通过酗酒来宣泄压力，尤其在初夏考试结束以后，学生社团中一起喝酒比较常见，而且都是男女在一起。

学生中因为饮酒而引起的一些问题也主要集中在英格兰，在哈佛和耶鲁大学这个问题也同样存在。在这两个国家的大学都规定饮酒的市民必须超过21岁，学者通常从18岁开始接受读大学。所以耶鲁和哈佛都有醉酒的年轻学者，耶鲁和哈佛通过大学的警察将公共饮酒的条例变的宽松很多。创始人将大学各设一支警察部队，这是受到了剑桥大学的影响。21世纪，当美国东海岸的学者利用“神职人员权益”来建设大学警察部队时，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实行法律时会心慈手软。而这些，是受到了古老的剑桥大学恶作剧的影响。所以也可以说，剑桥大学学生“恶作剧”的影响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