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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浦路斯华人创一代郑凯:“为了留下来, 我什么苦都吃过”


郑凯在尼科西亚市中心经营着当地最大的一家华人超市。两层半的小楼一共有270平方米。地面一层卖货,地下一层作为仓库存货,还有半层是办公室。郑凯在塞浦路斯另一大城市利马索尔还经营着一家面积差不多的分店,他还经常要到周边城市送货。

郑凯开的华人食品总店是当地最大的中国超市

经营超市并不简单,每天要处理很多琐碎又细小的事。我去采访的那天,正好碰上尼科西亚的总店进货。几个欧洲托盘(European Pallet)的货物堆在楼下,一个伙计正在往里运。郑凯的太太一边指挥伙计摆放,一边清点货物。而郑凯除了要招呼我,还得招待随时进店的客人。


经营超市并不简单,郑凯每天要处理很多琐碎又细小的事

“你快上来看店吧!”他对在楼下的太太喊了一声。他们每个月大概要进8个托盘的货物,一个托盘就有80箱。光是摆货就得花好几个小时,“有时我要摆20-30箱货,大概1000件这样,摆完手都抖了。”郑凯的太太说。


做生意接连失败,欠下10万港币巨债

1990年,郑凯来到塞浦路斯,他是最早一批来到塞浦路斯发展的中国人。他说那时的塞浦路斯真是夜不闭户,“小汽车即便不关车门也不会被偷”。

郑凯说,当时来塞浦路斯较早的中国人,都是以学生的名义进来,付了一年的学费,就开始在这里打工,然后往家里汇钱。他把这个时期形容为“中国人在塞浦路斯的初级阶段”。郑凯的同学也是留学大军中的一员。这位同学是中国当年的“老三届”,不懂英文,又开了个贸易公司,叫郑凯来帮忙。

1982年,郑凯(左二)和当年上海大学同班同学一起去苏州旅游

郑凯先拿着旅游签证来到塞浦路斯转转,他觉得这里气候不错,文化生活也很丰富,当地人也相当友好,“那就 起干吧!”他对老同学说。

1982年郑凯从上海大学半导体材料专业本科毕业,毕业后先被分配到河南石油钻井公司从事电子仪器操作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北京的石油钻井公司。


1983年前后,郑凯到葛洲坝的建筑工地

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对周遭的工作环境和自己的状态并不满意,他觉得升职加薪对他来说遥遥无期,但是辛苦却没有尽头。

当接到老同学的创业邀约时,郑凯欣然答应。“我那时还没想做生意的事,只想得很简单:打工总能活呗!” 

于是,郑凯和同学开始在塞浦路斯创业。“那时生意不好做,我们做的是从国内进口纺织品和磁盘到塞浦路斯,但是当地的人口少,进货量很小,很难成型,这些货推销得不顺利。”

眼看贸易公司赚不到钱,他们又合计开了一家中餐馆。

当时塞浦路斯的法律规定,要开餐馆,当地人要占51%的股份。初来乍到的郑凯认识的人也不多,于是郑凯找了当时的房东做股东。但是房东既没经验也带不来客源,生意自然做不起来。餐馆开了一年多一点,也就关门了。

出国前,郑凯跟朋友借了10万港币,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就这么搭了进去。怕还不起朋友的钱,郑凯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多辛苦,都要在塞浦路斯熬下来。


每天埋头工作,同时打三四份工

为了在塞浦路斯谋一口饭吃,用郑凯自己的话说就是“只要有钱赚,无论什么活儿都干”:他给人清理花园,一小时赚三塞镑;到木工厂,一小时赚五塞镑;还到中餐馆的厨房给人帮厨……

后来,他认识了一位塞浦路斯人,两人结婚成家。有了工作许可之后,郑凯想着要去找一份正式工作。

思来想去,郑凯想到了自己的看家本领——修理电器。“其实修理电器和我原来做的电子仪器操作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学一学嘛,也就上手了。”他找到当地一家电器超市,为超市的客户提供维修保养。

郑凯以前都是操作开采石油的大机器,现在却只能维修一些家电,但为了求生存,他只能放下身段。

郑凯在超市的修理组工作,组里一共三个人,老板很快就发现,他踏实肯干,一个人可以顶三个人,要把另两个比他工资高的人炒掉。他从来不计较干的是什么活,客人要送货,他帮着去送,超市里遇到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找上他,他也帮着解决,从来不推脱。


2013年,在国内的照相馆拍的结婚照 

有了工作经验,郑凯又跳槽去了另一家比较大的电子超市做电器修理,这一干就是12年。

在应聘时,郑凯提出了一个要求:每天六点半他都要准时下班,绝不加班。下了班,他不是去玩,而是赶着去打第二份工,到电脑公司修硬件。他还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给电子批发商维修客户退回的电器。

从1995年开始,手机开始出现在普通塞浦路斯人的生活中,郑凯也有一个。他发现一个黄页可以免费打电话广告,就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手机号,负责给别人上门安装用于接收电视信号的卫星盘。最忙碌的时候,他同时做着三四份工。

本来,郑凯以为日子就这么过去了,却遭遇了一连串的生活打击。2011年,郑凯的前妻由于医疗事故去世,这对郑凯的打击不小。想起前妻,郑凯叹了一口气,只说了一句:“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你都没有时间去悲伤。”


从和机器打交道到和人打交道

郑凯从小在一个理工科的家庭长大,他的父亲在同济大学测量系毕业之后,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地质部工作,在工作中,经人介绍认识了同在地质部工作的母亲。

郑凯的成长环境可以用“孤独”两个字来形容。他的父亲经常被调到当时一些比较艰苦的地方工作,他的母亲也愿意追随父亲去工作。在不断的调动中,逐渐有了哥哥和他。

父母从事的测绘工作流动性太大,不适合带孩子。郑凯和哥哥被留在上海,俩人相当于被伯伯伯母“领养”。

1975年,郑凯的哥哥去黑龙江插队,而他留在上海,母亲则在江西南昌,而父亲可能在江西赣州,他们一家四口分散在不同地方。

“那时我们一家人交流的方式就是一封信,你传给我,我传给你。”郑凯回忆道,所以他从小就习惯了孤独。即便后来到了塞浦路斯,虽然他一度觉得很苦很孤独,但他也能很快适应。

郑凯自认“不是做商人的料”。但在他的内心,却始终有一颗创业的心在蠢蠢欲动。

今年夏天,和太太一起到荷兰鹿特丹旅游

他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塞浦路斯打工,但是因为生活单调,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花在了打电话回国给家人上,“打电话的钱比吃饭钱还多”,郑凯看到了商机,投资了1000多美元开了个话吧。后来,又盘下旁边的店开了个网吧。

这几年,他又看到做国际汇款业务有赚头,加盟成为速汇金(MoneyGram)的代理,开了一家国际汇款营业点。却不幸遇到窃贼上门打劫,不仅用刀划伤了他的脸,甚至为了防止他出门追击,在他大腿上狠狠扎了三刀。“当时一地的血,我朋友见了我,就和警察说了一句: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活。”

还好,郑凯有着惊人的恢复力和坚毅的性格,再加上当时还是朋友的后来成为他太太的朋友的细心照料,他“伤得很幸福”,五天就出了院。

经历了种种的人生打击之后,郑凯还是没有放弃创业的念头。他最终决定选择他自认为很了解、却又嫌“很繁琐”的超市业。


从二楼郑凯的办公室可以看到整个超市货架的全景

他说他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也是职业病,做修理工从来只会先注意到缺点而不是优点。“我们一直被训练成要尽快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然后处理问题。15年来,我面对机器干活,都是这么个流程,这就是我的工作。”

“但是做生意就不同了,一个客户带着孩子来,我就会觉得这孩子怎么长得这么丑?但是作为你的客户,你当然不能这么说话。”郑凯总结说。

突然从成天面对机器的工作转型到与人打交道,郑凯很不适应。他既没有人教,也不知道怎么学。还好郑凯找到了现在的太太,她情商很高,正好弥补了他的不足。“她很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比如这个孩子虽然长得丑,但是她会发现孩子皮肤很白,或者很机灵。”

他也在一点一点改变。现在,郑凯经常和雇员们交流与客户沟通的技巧,他经常提醒他们说:“有时客人会有些很无理的要求,但我们怎么留住这些有无理要求的客人呢?这是一门艺术。”

回顾自己在塞浦路斯将近30年的生活,曲折又有些惊心动魄,郑凯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经历磨难和你选择哪条路没有关系,你选的任何一条路都可能有风险。”他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对未来的生活依然乐观:“有些事情无可埋怨,得一步一步走。也许,创业就是这么残酷和辛苦的事情。”


本文出自《华闻周刊》第210期杂志,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内容合作,请发送电邮至:editor@thechines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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