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一件事，让67岁的作家王石啼笑皆非：他从没有因为一部作品而如此出名，却因为一篇随手写就的博客而广为人知——而且，还被许多人误以为是那位地产商。

在博文中，王石详尽描述了在朋友帮助下去日本治疗心脏病的经历，并用标题点出结论：中国与日本医疗水平存在巨大差距。

看了王石的文章后，河北邯郸的生意人吴东也决定去日本求医。他和王石一样患心脏病，在北京的医院里装了两个支架，回家后不久，还是感到胸口疼痛。尽管从未出过国，英语、日语都不会说，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帮忙，吴东却并不担心出国的各种不便，也不需要亲自筹划赴日就医的事，因为他通过网上搜索发现，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一批专业机构为人们提供出国看病所需要的咨询和全程服务。

5年前，出国就医还是一件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事情，当蔡强试图向人解释如何去国外看病时，对方反问：“我到协和医院看病都挂不上号，你有多大能耐，能让我去美国最好的医院看病？”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像吴东那样开始主动寻求出国看病的渠道。全国每年去国外看病的人数已达数千人的规模。在网上搜索“出国看病”，就会蹦出七、八家中介机构的网页链接，蔡强创办的“盛诺一家”就是其中之一。

出国看病，会像出国旅游、留学那样在中国形成一股全民潮流吗？在开辟这一业务之初，蔡强估计，中国出国看病的人数将会迎来“井喷式增长”。如今，他已经不再像当初那般乐观了。蔡强在纸上画了一道平缓上升的弧线，指着它对《华闻周刊》记者说：“这一行业的增长将会是稳定而缓慢的。”

不过，他的同行、“厚朴方舟”公司总裁王刚却从另一个角度为这个行业找到了信心：“只要中外医疗水平存在差距，这个生意就能做起来、做下去！”

“我们做的是严肃医疗”

只要你能出得起钱，就有人负责帮你找到全球最好的医院、最先进的设备、最优秀的医生、最专业细心的照护，这就是海外就医服务机构对自己角色的定位。

蔡强最近接待了一名情况颇棘手的病人：一名1岁半的孩子，患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经过一连串的咨询、协商，他们帮患者找到了在美国排名第一的儿童医院——波士顿儿童医院。但仍有问题亟待解决：患者身体十分虚弱，可能随时会发病，从北京去波士顿的每一步都充满风险。“健康人的血氧饱和度达到90%以上，而他只有60%，小孩平时的嘴唇都是紫的，”蔡强回忆说。

为了让患者安全度过飞机上的13个小时，盛诺一家租用了专业的紧急救援队一路护送。在到达当地后等待就医的时间里，安排专人24小时陪护，无论何时，一旦发病，美国当地的客服团队就会第一时间联系国内的医学负责人，同时通知美国院方，10分钟内就能将患者送进医院。

对于患者来说，出国就医之路必然是困难重重。首先遇到的麻烦就是准备病历、找医院、预约看病这一系列“热身活动”。将病历翻译成英文并根据国外医院的要求做病例概述，这不是一般患者能完成的，哪怕是普通的翻译也无法胜任。蔡强说，在他们接手的客户里，大多数病人都看过4家以上的医院——首先在属地进行初步就诊和基本治疗，继而转至市级或省城医院，最后到北京、上海等地的顶级医院苦苦求医。“这些病人的病历用A4纸打印出来，厚度通常都会超过50厘米。”

一般来说，患者对选择国外哪家医院会感到一片茫然。实际上，国外有许多对医院进行综合评价并指导看病的出版物，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它每年都发布该国医院排行榜，这本杂志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根据死亡率、治愈率、病人满意度、医疗事故发生概率等指标对全美医院进行排名，同时，他们还会对美国各大医院进行分专科和分区域的排名，这样的排名更加有利于指导病人选择医院、专科和医生。同样，日本也有类似的医院排名系统。出国就医服务机构依据诸如此类的资料，与很多知名的医疗机构进行洽谈，逐渐建立起了在国外的合作网络。

海外就医服务并非中国特色产业。例如，俄罗斯和中东的富豪们也青睐于此。厚朴方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安德森癌症中心对面的大楼里设立了办公室，他们的隔壁就是一家阿联酋同行的办事机构。

“出国医疗服务做的不是轻医疗或者医疗旅游这类项目。去韩国做个拉皮，去瑞士打个抗衰老针，这些都能批量处理，也没什么风险，但我们不是赚这种快钱的，”蔡强说，  “出国医疗服务关注的是肿瘤、心脏病等重大疾病，做的是严肃医疗，我们提供的是个体化、专业化的服务。”

“一小块饼皮”

通过“厚朴方舟”的服务，吴东来到王石去过的日本榊原纪念医院。经过心脏造影检查，医生发现，吴东的心脏右冠状动脉入口处先天形状异常，花了30分钟才找到入口，而这段影像在北京的检查中并未发现出来，此外右冠中段还有一部分完全狭窄。在神原，他接受了一次手术，心脏里又放置了3个支架。“尽管看过网上的介绍，心里有底儿，但日本医院的水平高、服务好，仍超出了我的想象。”吴东说，“就医过程的绝大部分我都挺满意，就是费用有点儿贵。”

“有点儿贵”是多贵？通过盛诺一家的介绍去美国看病的客户，总花费大部分在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93万）左右，最多的花了100万美元。“Money，money，money，我们的客户一定要有钱”，蔡强反复强调说，“这听起来似乎是生意人的势利眼，而实际上是为患者利益考虑。”

他将出国看病与留学做了个对比：在正常情况下，留学的时间可预知，结果可预测，风险有限，因此总体费用是可估算的；而出国看病，时间未知，结果未知，花费也就未知，这并非普通人能负担得起的。蔡强说，如果他发现客户是卖房、卖车凑钱出国看病的，那一定会劝对方打消这个念头。

“要能负担得起出国看病的费用，你需要有钱到什么程度呢？你的生活质量不会因此而下降——假如在出国之前，你每天下午都在五星级酒店喝下午茶，那么回国后，你仍能去那里喝得起下午茶。”蔡强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又在圆圈里划出一块扇形，再在这个扇形的边缘画了一小道弧线。“如果全中国的病人是这张大饼，那么这块扇形就是其中的大病、重病患者，而其中有钱并有意识要去国外看病的，只有这一小块饼皮，”他用笔尖点着这张图说，“就这么一点儿！”

现实调低了蔡强的期望值，却没有束缚住王刚的野心。他说，“在人们印象里，只有有钱人才能去国外看病，但我们开拓了日本的医疗资源以后，会让能够负担得起出国看病费用的人群，从富豪扩展到普通中产阶级。”

日本的治疗费用普遍比美国低，加之地理距离近，旅行费用也就比去美国节省不少。虽然无法确切地比较日美两国医疗服务的价格，但根据WHO的统计，在发达国家里，日本的人均医疗费用最低。 

中国人出国就医的趋势已经引起国外医疗机构的注意。美国很多医院都有国际医学中心，有的医院官网还有多种语言版本。最近，享有盛誉的克利夫兰医院刚刚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其职能之一就是与中国医院建立合作，并且直接接收中国病人。

在克里夫兰医院工作的麻醉科教授林汪佳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克利夫兰来看病。她说，“我觉得这个就像到美国来旅游一样，虽然是个新鲜事物，但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个人收入增加了。就有要到国外来看病的需求，是个正常的市场发展趋势，用平常心看待就可以了。”

林汪佳说，她一开始猜想，到美国来看病的中国人，肯定都是大款、大官之类的，后来才发现，基本上都是经济条件好一些的老百姓。“很多人觉得到美国就医的费用会高得不得了，实际上也没那么厉害。在国内处于中产阶级里面偏上层一些的，基本上就能支付得起。当然，不同的病种，费用的高低不一样。”

相比之下，日本的医疗系统还较为封闭，以前很少接待外国患者。在2014年9月厚朴正式开展业务之前，王刚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去和日本的顶级医院谈判，建立合作关系。截至目前，经厚朴的介绍去日本看病的客户，医疗费最高的还没有超过50万元人民币。

致命的诱惑

王石曾经患过两次心肌梗塞，有过一次病危，在国内做过四次心血管介入造影手术，在三个主要冠状动脉处装了6个支架。安装支架以后，需要定期去医院复查。作为老病号，王石很怵这种检查，因为要切开大腿动脉，注射造影剂，而后用一根金属丝插入血管，一直进入心脏的冠状动脉，医生再在屏幕上观察血管的状况。做完检查后，24小时内大腿创伤处都需要捆止血带，整个人躺在床上不能动，很痛苦。听朋友说日本的心脏复查不用切开动脉插管，他才在友人的帮助下，来到神原医院做检查。让他声名远扬的那篇博客，记述的就是那次赴日就医的经历。

据王石介绍，榊原医院的冠脉造影CT在全世界只有三台，另外两台分别在美国和德国。在做CT之前，病人需要注射少量造影剂。检查持续约20分钟，他需要做的只是几次吸气、停住、呼气。第二天，当他看到CT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先是一张清晰度极高的360度3D图片，接着，“切开”心脏，可以看到心室和心房在如何跳动、每一块心肌如何搏动以及每一根血管的粗细。再“切开”血管，可以清楚地看到血管内的支架。 “相比国内造影检查获得的黑白影像，这种检查结果非常直观、清晰，也更准确，不懂医的人都看得明白。”向《华闻周刊》记者谈起当时的经历，王石至今仍露出惊奇的表情。

胡大一是国内知名的心血管病专家，目前担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脏病研究中心主任。他说，王石提到的“全世界只有三台冠脉造影CT”并不准确。据他所知，中国已经引进了这样的设备，完全有能力做这样的检查。尽管如此，胡大一完全同意王石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医疗水平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还有巨大的差距。

去国外寻求更新的诊疗方法、更有效的新药，是中国人赴海外就医的原始动力。由于中国的医药科研水平还比较落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新药往往还是由美国等发达国家率先研制出来的。在此种情况下，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的药物，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得到承认，可以直接在这些国家临床使用。然而，中国药监部门的规定是，国外的新药必须在国内再次通过三期临床试验才允许上市。这一看似严格的规定，某种程度上却成了国内患者获得最新、最好药物治疗的障碍。

比如，对于丙肝的治疗，目前国内仍在使用干扰素，而欧美等国近几年已经批准了一大批抗病毒药物，这些药物副作用小、治愈率高。另一个例子是黑色素瘤，蔡强说，“晚期黑色素瘤，在国内是等死，去美国就可能挽救性命。飞机一落地，病人拿到药，回来吃几个月就可以治愈。”

除了新药，国外的某些新设备、新疗法对中国患者来说可谓致命的诱惑。例如，视网膜母细胞瘤俗称“眼癌”，多发于刚出生后不久的幼儿。在国内，该病的治疗一般都要摘除眼球，而在美国费城等地就有两家医院可以用特殊的疗方“保眼”，同时还有可能治愈眼癌。2014年曾经有12名国内患儿在家长带领下集体赴费城求医。可想而知，即使出国就医的困难再多、代价再大，家长也会倾力奔赴美国去为孩子治病。为此，费城当地侨界、学界的华人还组织起来为这些前来就医的家庭提供志愿服务和捐款。另一个例子是儿童癫痫，国内一般对此都实施开颅手术，但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最先进的手段是采用激光治疗。

花钱买尊严

中国在医疗技术上到底比美国落后多少？对此，业界也有一种观点：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患者数量，中国医生有机会见识和处理更多、更丰富的病例样本。假如一名美国外科医生一个月能做10台手术的话，那么中国医生一周就能做10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医生比全世界任何地方的医生都拥有更熟练的技能和丰富的临床经验。因此，中美医疗的差距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大。相反，中国医疗体系也有自己的优势。

“从医疗技术的临床应用来讲，中国很多公立三甲医院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与国外相差不大。其实，国内外在基础疾病的认识上是一致的，比如对肿瘤的化疗、手术、放疗、姑息等治疗标准是一样的，只是我国公民对国内医疗水平的认识存在偏差。”广东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巡视员廖新波说，“除了我们的服务水平确实不如别人以外，更多的是民众的迷信。当然，不可否认，大陆的医院过度医疗现象还是比境外要严重得多。”

胡大一说，“以我们今天的经济实力，无论怎样先进的医疗设备，中国的医院肯定有能力拥有。在硬件上，我们与国外的确没有太大差距，真正的差距在于医疗服务质量，在于医生和医院是不是真正从患者利益出发来解决问题。”他以王石的经历为例说，“这样安装支架后做复查的患者，根本就没必要大动干戈做切开动脉的造影检查，我虽然不便猜测医生给他做这种检查的动机，但这肯定属于过度医疗。”

廖新波把促使中国人去国外就医的原因归结为中国公立医院的“非医疗性服务”水平不能满足高端人群的需求，因此，花钱跨境求医在某种程度是“花钱买尊严”。

“厚朴方舟”公司总裁王刚表示，中国的医疗资源分配是金字塔式的，最好的医生、最好的设备都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造成了这些顶级医院永远像春运期间的火车站那样人满为患。同时，这些名义上属于国有的大型医院，却以追求经济效益为首要目的。这两大因素的叠加作用，使得中国医生疲于应付，看病重量不重质，误诊率高，治疗效果不佳，服务态度差。

而国外的医疗系统与中国截然不同。比如美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病人第一步要先找家庭医生，小问题和常见病在这一环节就得到解决，当家庭医生解决不了时，才会帮病人预约专科医生或到水平更高的大医院去检查、治疗。而且，美国医疗资源分布较为平均，各大医院之间的实力差距没有中国那样悬殊。因此，美国的医院永远不会像中国医院那样拥挤，医生给每个病人的看病时间起码都在半个小时以上。在日本，虽然没有家庭医生这一设置，却有分布在社区的诊所承担了分流病人的功能。

“做一名合格的病人”

医疗体制方面深层次的原因，在中国还造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医患关系紧张局面。在盛诺一家经手的一个病例中，一位子宫癌的病人在北京最好的肿瘤医院就诊时，被认为病情已经恶化，不建议进行手术，因为手术可引起膀胱瘘、肠瘘等并发症。而病人绝望中求生，转到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后，顺利地接受了外科手术，并且没有出现并发症。事后得知，国内医生情愿选择“无功也无过”的保守疗法，原因是：担心手术风险，因而首先保护好自己，防止医疗纠纷发生。蔡强说，他们经手的患者，并不全是冲着国外的新药、新疗法去的。有一部分患者是由于治疗风险太大，国内医生不敢承担责任，而将病人“推出门外”的。

国内的医患矛盾，也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患者自身素质不高造成的。因此，蔡强说，他们挑选病人的条件，除了有钱，另外一点就是对方是“一名合格的病人”。“如果一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在我面前摔下一摞钱，用手指着我说，你要多少钱我都能给你，但你必须负责把我的病看好。那我一定会说：对不起，我达不到您的要求，您还是另请高明吧。”蔡强说，像这种具备“医闹素质”的客人，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

病人在国外就医，还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一次，美国院方忽然通知蔡强，要求开紧急会议。蔡强很紧张，不知发生了什么，结果一开电话会议才知道，他们的一位病人在看完病之后忽然返回，直接推开医生办公室的门询问用药问题。在国内，病人看完病之后想起来一个小问题又跑回去问，这太正常不过了。但在国外就不行。因为你已经结束了这次就诊，医生已经开始接待下一位病人，如果直接推门进去，就侵犯了别的病人的隐私，这在美国是十分忌讳的事。当时，美国医生立即将问题反映给院方，以至于医院启动了一次跨洋电话会议来协调此事。

为了让中国患者成为一名合格的病人，蔡强不得不在把客户送出国之前对他们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包括美国社会的基本社交礼仪，以及在美国医院里的注意事项。“其实内容很简单，比如告诉他们，无论在哪里都要排队。以前曾有客户回来跟我们说，他遭到了种族歧视。我们一问才知道，原来是他在插队时被别人行了‘注目礼’。还有，在医院里你不能对医生吼叫，美国医院是有医警的，必要时会开枪。”

在网络空间，出国就医的话题不时成为热点，也似乎成为中国人发泄对国内医疗服务不满的一个另类出口。这一话题的高潮出现在2014年5月，浙江杭州本地生活服务论坛“19楼”发布了一个帖子，讲述了楼主陪老公自助出国就医的详细过程，该帖引来了46万次的阅读量和大量的转载。

在各种各样的留言中，有人说，“国内的技术、设备都不算差，只是人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有人质问：“此帖让国内医疗界情何以堪？”

楼主则回复说，“不是我写得多好，而是国内的医疗现状刺痛了所有人，你我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困境，或是病人，或作为家属。那一天到来时，怎样才能得到可靠的治疗，做一个有尊严的病人？”

（为保护患者隐私，文中患者除王石外均使用化名）

本文出自《华闻周刊》第192期封面专题"全球化医疗"，阅读更多精彩内容请订阅第192期《华闻周刊》杂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