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科研“圣地”的华人科学家
文 张雪 摄影 王潇珏 部分图片来自Genome Research Limited 及Wellcome Library, London 发布时间:2015-08-11

驱车从剑桥往南,一路上原野辽阔,天地莽苍。半小时后,我们来到了位于辛克斯顿小镇的韦尔科姆基金会桑格研究所(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 

显然,规划者对于园区内人文景观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进行了巧妙的安排,使得充满科技感的建筑与简朴的天然景观和谐并存,毫无“违和感”。

我们此次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探访这个被誉为全球基因组学研究“圣地”的研究所,而是冲着在这里从事人类进化基因研究的华人高级研究员薛雅丽而来。

在中国时,薛雅丽就已参与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该项目有不少有趣的研究成果,比如他们发现了当今世界上大约每200个男性中就有一个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而每1600个男性中就有一个是觉昌安(努尔哈赤的祖父)的后代

到英国韦尔科姆基金会桑格研究所之后,薛雅丽成为了一名高级研究人员,侧重于研究人类基因的变异性和多样性。

在研究所充满现代感的会议室里,她向我从头讲起了她的故事:从中国东北鄂伦春人聚居的加格达奇到哈尔滨,到美国克利夫兰州,再到英国剑桥以南的这个宁静小镇,关于科研,关于生活,也关于选择。

受访者简介:

薛雅丽,韦尔科姆基金会桑格研究所(Wellcome Trust Sanger Institute)人类群体遗传学和人类进化遗传学高级研究员。


对话薛雅丽 Q&A

《华闻周刊》:促使你来英国从事科研的原因是什么?你之前在中国的经历是怎样的,它们与你来英国后从事的基因组学研究工作有何关联?

薛雅丽:我出生在中国东北极为偏僻的加格达奇区。“加格达奇”是鄂伦春语,意为有樟子松之地,曾经是鄂伦春人和少数俄罗斯人狩猎的地方。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才陆续有汉族人迁往此处居住,其中就有我的父母。而我,基本上可以算是在加格达奇出生的第一代汉族人。

你可以想象,那里是一个文化资源多么匮乏的地方,但是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让很多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来到了这个偏远的小镇。时常能够听到他们讲述大城市里的生活,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化革命后成为了我中学时代最好的老师。

1985年我考入了哈尔滨医科大学,因为父母非常希望我成为一名临床医生。但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却转向了自己喜欢的专业——医学遗传学。三年后,我继续在那里攻读博士学位,师从中国著名的医学遗传学家李璞教授。

在这期间,我参与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重大项目“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项目”,我们从中国不同少数民族人群收集外周血样品并将部分样品建立成永生细胞系,从而可以提供永久的生物学和遗传学研究材料。同时我们还对这些人群进行了初步的遗传学研究,使我们对中国人的遗传多样性有了很多的了解,发现中国北方人群和南方人群具有不同的人口变迁历史,这和史前的食物来源直接相关。更有趣的研究成果应该是我们发现了蒙古族和满族对现代欧亚男性人群遗传结构的影响:即当今世界上大约每200个男性中就有一个人是成吉思汗的后代,而每1600个男性中就有一个人是觉昌安(努尔哈赤的祖父)的后代。

这个项目整体(包括我们在内的三个研究机构)曾获得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还为法国的国际人类多样性研究中心-人类基因组多样性项目DNA样品库(HGDP-CEPH)提供了来自15个中国不同人群的150株细胞系,成为该样本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二十几年中,它一直都是世界各地的人类遗传学科学家使用最多的人类基因多样性样本库,并已经成为人类基因组学和群体遗传学研究最重要的核心资源。我们研究所已经开始对它进行全基因组深度测序,进一步充实这个样本库的信息,这将为科学界提供更深入、更丰富和更全面的群体基因组学资源。

在哈医大工作期间,我曾对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分别进行过半年和一年的访问。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虑后,2004年,我决定来英国,最主要原因是自己希望做一些更深入、更大规模的“大科学”研究。

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桑格研究所都是从事基因组学和遗传学研究的理想圣地。所以,我能够来到这里从事科研,真是很幸运的。


《华闻周刊》:来英国后,你主要在做什么方面的研究?最新的研究进展和成果是什么?

薛雅丽:我们刚刚对极具代表性且已濒临灭绝的山地大猩猩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了解了它们的基因组特性,和它们长期群体数量递减的历史以及其带来的遗传学后果。

这为如何永久地保护山地大猩猩的生存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科学依据,将有助于防止它们的灭绝。相关的论文已在今年初发表在《科学》期刊上。

大猩猩是除黑猩猩之外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猿类。对它们的研究,既有利于我们了解大猩猩的生物特性,也有助于我们对人类自己生物特性的了解。

我们其他的研究工作,则主要侧重于在人类进化和人类历史的层面上,研究人类基因的变异性和多样性。通过几十年的研究,我们已经了解到,虽然每个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与此同时,我们又比同一 个豌豆荚里的豌豆还要相似,因为人类不同个体间99.9%的遗传密码都是一样的。所以人类不存在种族之分,不应该有任何种族歧视。

我们发现,每个人都会携带50-100个新的基因突变位点,它们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当然偶尔也可能是好的变异或坏的变异(致病的),这一切都是偶然的;我们也了解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拥有完美无瑕的基因,每个人都拥有一些坏的(致病)遗传变异,它们可能来自父母,也可能由自新的突变。


《华闻周刊》:从中国到英国,跨度很大,心态上有没有落差?现在回头看,你是不是仍然认为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

薛雅丽:来英国之前,我在中国已经是大学教授和研究生导师了,但来到桑格研究所之后,我的职位刚开始只是研究员(Staff scientist),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最初当然还是会有落差。但我更看重这个过程中所学到的新知识和接触到的新的人文环境。

我是第一个加入由克瑞斯·泰勒-史密斯(Chris Tyler-Smith)领导的这个研究团队的成员,现已成为了高级研究人员。我参与了团队的搭建与建设,在其发展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刚开始只是做一些较小的团队项目,研究单个有意义的基因或者位点,但从2007年开始,随着新一代DNA测序技术的应用,我们开始参与各种大规模的国际合作项目,如“千人基因组计划”、“大猩猩基因组测序项目”等。这是完全不同规模的科学研究,这些科研项目是不可能由一家研究机构或大学独立完成的,需要该领域的众多科学家通力合作。与同领域顶尖科学家共同工作,这个过程使我的科研视野不断拓展,研究水平也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在英国,我只有很少的朋友和非常有限的社交生活,这使我有时间发掘了很多工作以外的兴趣和爱好,比如烹调中餐、园艺和用英国传统的工艺装修古老的保护建筑,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


《华闻周刊》:你在中国、英国及美国都曾有过科研经验,这三个国家在学术科研环境方面各有何特点? 

薛雅丽:中国资源丰富、资金雄厚,年轻一代研究者有进取心、勤奋;英国有协作精神,有做“大科学”的宽阔视野和姿态;美国快速、高效,且资源丰富。


《华闻周刊》: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中国与英国有没有互补之处,有哪些合作的空间?

薛雅丽:在基因研究领域,英国的研究机构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之间有很多的合作,尤其是与中国顶尖的基因组测序研究中心——华大基因的合作,它也是“千人基因组计划”的主要筹划和完成者之一。

2006-2009年期间,我们与中国解放军301医院合作,首次直接测量出了人类碱基的突变率,它是我科研生涯中的亮点之一,从文章发表到现在一直受到同行的称道。

未来,中英之间还将有很多进一步合作的机会。比如中国拥有巨大的资源和雄厚的资金,优秀而进取的学生与年轻科研人员,而英国有从事大科学研究的完善的基础设施以及如何开展和建立大科学研究的丰富经验与想法。


《华闻周刊》:对于那些想要在海外从事科研的中国年轻学者,你有什么建议?

薛雅丽:科学永远以尊重事实为基础,要探索真理,而真理的源泉是自然规律,它高于任何个人、群体和威权机构。年轻学者要有梦想,勤奋工作,但不要牺牲自己的个人生活。要永远心胸开阔,努力向别人学习。此外,记住成功有很多不同的方式,选择最适合你的那一种。


本文出自第196期《华闻周刊》杂志(2015年8月刊)。订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