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期专题“慈善江湖”
文 薛章 发布时间:2014-01-12


开卷语:慈善的奇幻漂流

当中国慈善界还在为“怎么透明化”、 “如何监管”以及“该不该商业化”等问题纠结之时,英国慈善界正忙着讨论“如何用商业杠杆撬动更多资源”。

在为《华闻周刊》本期的“慈善江湖”专题做采访与调查的时候,大家有种诡异的“穿越感”,犹如正在经历一次奇幻漂流。中英的公益慈善话题之间仿佛隔了一个世纪,我们不得不随时切换视角、调整重点,并为此绞尽了脑汁,磨破了嘴皮。

“是否该商业化?这个话题在英国早已过时了。”一位曾在英国慈善机构工作的受访者对我说。这一点随后得到了印证,我们在采访中得知:一百年前的英国社会,对于慈善机构是否该商业化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而这种讨论现在已很少听到,因为慈善机构通过商业模式来“自我造血”,早已成为了合情、合理、合法的事儿。

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英国乐施会(Oxfam)底气十足地表示,目前该会拥有700家慈善商店,这些商店为其“消除贫穷”的项目筹集了大部分资金;英国“社会企业联盟”(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的首席执行官Peter Holbrook此前也曾撰文指出,英国整个慈善部门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慈善机构的商业活动所得,一些大型的慈善机构已找到了自己的营利工具,并把从中获得的利润再投入其主营业务中。2010-2011年度,英国慈善机构的收入中,依靠募捐所得的收入总额约为147亿,而通过商业模式赚取的收入总和却已达到了214亿英镑。

对于不久前爆出的“英慈善机构投资烟酒和武器”的丑闻,英国的受访者认为,这并不是该不该商业化的问题,而是该如何商业化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些慈善机构做商业投资本无可厚非,只是其投资的方向不能与自身使命相悖。除此之外,他们更愿意探讨的话题是:如何借鉴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和市场营销经验,来更专业地做慈善,更高效地撬动资源。

而对某些中国的公益慈善机构来说,“商业”这两个字则犹如洪水猛兽,尤其是在“郭美美事件”、名人“诈捐门”以及“某某慈善基金会被质疑借公益敛财”等新闻爆出之后,很多人对与商业沾边的话题,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更愿意谈的话题是:中国在公益慈善机构透明化和监管问题上取得了哪些进步。

当然,还有不少的中国公益慈善机构对于接受媒体的采访心存戒备。一些机构对我们的采访要求,以“需要上级审批”为由一拖了之。某会的拒绝理由则显得段位更高:“我们是人道组织,不做慈善,也不做公益。”那些曾深陷各种“门”的当事人和机构,更是显得谨小慎微。这种“沉默是金”的态度,其实也早在我们的意料之中。正如冯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透明?得身材好才行。如果脱光了什么都耷拉着,那怎么透明?”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中国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 “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以及“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力度”。中国慈善界的很多人认为,这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且对中国的公益慈善领域发展“具有突破性意义”。

但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至今没有一部慈善领域的基本法出台,该领域依然缺少一个基本的行事准则,在很多问题上的界定也模糊不清,“透明化”和“监管”因此无从谈起,更难以去讨论“商业化”的问题。

在这个秩序尚未建立的时刻,每一个从业者和机构都需要有极高的处事智慧、道德修养和自律能力,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运气,才能让自己在这个慈善江湖中“少挨刀”。但这种依赖前现代式的道德自律与行善观念来维持的方式,显然是危险的,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圣人。像李嘉诚和刚刚去世的邵逸夫这样的慈善家固然令人钦佩,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能让普通人也有效、正确地参与公益慈善的机制。

既然中国现在经历的困境,西方国家一百年前早已经历过,为何不直接借用西方的经验与模式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了另一个不得不说的秘密:将西方模式直接移植到中国的“聪明做法”,并不是没有人想到过,更不是没有人去做过,但却普遍遭遇了尴尬。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公益慈善机构纷纷出国“取经”,但问题是许多在国外显得无比好用的“真经”,到了中国之后,都突然变得不那么好用了。

受访的慈善界人士认为,这种“水土不服”的现象,既有政策、法规以及资源的原因,同时也与中国人的慈善观念、文化以及做事方式有关。

几位来自国际NGO(非政府组织)的受访者对此也深有体会。在他们眼中,中国的公益慈善环境是一个难解的谜。很多早已在别处屡试不爽的招式,到了中国都突然失灵了。这里仿佛有着一种特殊的磁场,让很多本来铁板钉钉的事情,瞬间变成了也许、可能和不一定。

一个国际NGO中国分部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相比于明确的法规限制,那些来自中国慈善江湖中的“看不见的规则”,对该机构在中国的发展限制更大。他举了个例子:中国的很多企业只向“国字头”的慈善机构捐款,这是心照不宣的事儿。其背后既可能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民族情感因素,也可能有着更为深层的利益动因——对很多民营企业来说,慈善也是一种公关方式,它们希望借此建立起与当地政府的政治关联,并进而为今后的“生意”铺路。

另一个英国慈善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则向我们谈起了该基金会在中国的“变形记”:为了在中国立足,该会的很多项目都采取了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方式,NGO的非政府性质在中国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外来NGO,在中国大多做得不成功。 ”

一位受访者认为,中国公益慈善领域目前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因为“起步太晚”,相信人们再多一些耐心,很多问题都会随着该领域的发展而迎刃而解。

她的积极乐观打动了我。但我依然只能说,但愿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