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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研究专家:在后南国家,中俄正探索新机会


本文出自《华闻周刊》第213期杂志,未经授权,请勿转载。内容合作,请发送电邮至:editor@thechineseweekly.com。


布拉尼斯拉夫·拉德利奇(Dr.Branislav Radeljić)是欧盟、东欧和西巴尔干政治研究专家,现任英国东伦敦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并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密西根大学和匹兹堡大学访学。

除了著有《欧洲与南斯拉夫的解体:非国家行为体和欧洲外交》等书,他还主编了《欧洲和后南斯拉夫空间》、《讨论欧洲身份:光明的想法,黯淡的前景》和《欧洲社会-南斯拉夫关系:重要的争论和文件》,并参与编著了《后南斯拉夫语境下的宗教》和《科索沃与塞尔维亚:相互竞争的选项和共同承担的后果》等系列书籍。在学术领域之外,他也从事一些与其专业相关的研究和咨询工作。

近日,就后南斯拉夫国家当前面临的国际形势及当地的政治文化,布拉尼斯拉夫·拉德利奇接受了《华闻周刊》的专访。


▲ 布拉尼斯拉夫·拉德利奇

《华闻周刊》:后南斯拉夫国家所在的区域是天主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以及各种政治力量相遇之地。这如何影响了这里的地缘政治和人们的自我认同?

拉德利奇:地理位置很重要,无论是在南斯拉夫解体前,还是解体后,不同的力量和文明都考虑到了这一点,并对这个区域表现出了兴趣。冷战期间,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最主要成员,南斯拉夫将自己置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并获得了两方持续性的政治和经济支持。

▲ 马其顿共和国首都斯科普里的一家古董店,两幅待售的铁托画像

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家,拥有推行复兴计划和巩固该国国际地位的能力。因此,在铁托时代,不同力量及文化在这里的渗透并不明显。但到了1970年代后期,很多观察者开始对这个后铁托主义国家的未来变得悲观,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该国日益增多的分歧。

我在2012年出版的《欧洲与南斯拉夫的解体:非国家行为体和欧洲外交》一书中曾提到,西方不少政策制定者当时已开始根据不同的经济水平和意识形态,把南斯拉夫的各成员国区别看待。可以理解的是,在出现危机的时期,这些方面成为了被冲突各方滥用的强有力的分化工具。

以宗教为例,塞尔维亚人指望着来自希腊和俄罗斯东正教的道义上的支持,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希望获得梵蒂冈的支持,而波斯尼亚人则希望获得来自穆斯林国家和社区的帮助。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们还坚称,这两国的独立地位之所以应获得国际承认,是因为他们本就是欧洲人,本来就是亲西方的,他们关注民主价值和人权保护,这与南斯拉夫其他成员国不同。

对阵营归属的迷恋以及关于“我们(好)VS.他们(坏)”的叙述,成为了这出南斯拉夫“戏剧”的特色。同时,自从“欧洲身份”这个概念变得热门以来,这种叙述变得更具吸引力,还引发了围绕着“核心和边缘”的讨论。

现在,在后南斯拉夫地区,紧张仍然存在,只是其中某些区域比另外一些区域的紧张程度更多一些。不同的政府各自到最合适自己的支持者那里寻求帮助(有的是西方,有的是穆斯林世界,有的是俄罗斯)。

塞尔维亚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它希望同时从东方和西方获益。当然,这也伴随着代价,并可能会使得外部的影响变得过大,从而反过来对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性造成损害。


《华闻周刊》:在南斯拉夫解体后,该地区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演变的?

拉德利奇:南斯拉夫解体后的一系列战争中,出现了一批存争议的政治人物。他们中的一些人深度参与了这些战争,但之后却只有极少数人受到了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审判庭的审判。

那些免于受罚的人,继续从事着政治活动并不断赢得选举。奇怪的是,西方也往往很欢迎这些既旧又新的参政者,将他们视为和平进程的关键。

我们不应该忘记,正是在西方的帮助下,塞尔维亚领导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此前得以长期掌权。而在应对科索沃危机和1999年北约干预的过程中,同样是这个西方,决定促成米洛舍维奇的下台。

再来看看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现在的领导人,你会发现他们过去的个人经历也是极有问题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后南斯拉夫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总是遇到阻碍。如果要给该地区当前的走向一个更准确的名称,那么应该是一种半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ism)。

在这里,责任和职责的概念,更像是一种装点门面的东西,而不是掌权的精英们真正想要承担的东西。

举个例子,大量的国家官员被发现通过不诚实的方式获得大学学位,或者被发现其博士论文有剽窃行为。在西方国家中,国家官员如果被发现这类行为,要么得辞职,要么会被取消学位。但在后南斯拉夫的地区,国家官员们犯下这样的错误却是不需要承担后果的。

这也体现在其他例子中,尤其是在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相关的商业活动中,此外还体现在一些法律事务中,比如对法庭持续施压,以让其无法有效地裁决犯罪案件。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该区域的大部分地区仍缺乏一套能够完全独立地履行其职责的稳定机构 。

权力集团长期存在着,它们隐身在这些无力的、被严重控制的机构的后面,以达到其自身的目的。由于非常清楚自身的这些活动,对于来自反对阵营成员的有关政治竞争的邀请,他们总是选择避开,不愿应战。


《华闻周刊》:后南斯拉夫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国情,但哪些挑战是它们都需要面对的?这些方面对于当地普通人的生活有何影响?它们又如何影响了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拉德利奇:腐败是后南斯拉夫地区的顽疾。除了斯洛文尼亚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组织的腐败感知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中排名还算不错,其他位于该地区的国家在这方面都情况不妙。

早在2013年,我在编写《欧洲和后南斯拉夫空间》(Europe and the post-Yugoslav Space)一书时就发现,欧盟看上去比这些国家自己更关注西巴尔干的稳定问题。

与此同时,这些国家各自的领导者一方面在小心翼翼地行事以取悦国际社会,一方面在本地巩固自身的权力。

▲ 一群年轻人走过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市中心的耶拉西奇广场

在后南斯拉夫的国家中(主要指那些不在欧盟中的国家),平均工资是全欧洲最低的,如此之多的年轻人试图离开这个区域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也加入了掌权的党派,希望这能最终有助于其事业发展。另外一些年轻人则已经放弃了努力,认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改变。

由于该地区权力精英阶层的成员们了解彼此的背景和弱点,他们倾向于相互合作而不是对抗。但是,在编造危机以便让个人权力实现最大化和获得更多选举支持方面,他们是专家。

唯一让人们没有组织起来进行有意义反抗的原因,是人们仍然记得1990年代的可怕局面和他们当时突然变得多么贫穷。因此,通过利用这种社会结构,领导者们在当面和国际上,都将自己装扮成了救世主和和平缔造者。

再来看看在当地角力的三方,在它们自身的利益获得足够保障的前提下,它们都时刻准备着去支持当地的政权和半威权主义。例如俄罗斯关注科索沃问题,是为了利用它巩固自己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而不是因为它真的关心塞尔维亚的领土是否完整。但是,只要这三方中有一方开始担忧,它为保护自身利益往往就会与当地政权产生分歧,于是就将开始惩罚这里的政权。

西方各国政府喜欢就媒体自由、同性恋权利和腐败问题等方面对这些政权进行严厉地批判,而俄罗斯政府则倾向于玩能源政治的游戏。但所有方面都没有为当地的民主发展留下太多的空间。

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思维模式上的转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慢慢去接受那些以前觉得不可接受的东西,这可能也是件好事,因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众意识的觉醒才会出现。


《华闻周刊》:在应对种族关系、地区安全、经济发展和边境问题等方面,后南斯拉夫这几个国家可以做什么?

拉德利奇:这太雄心勃勃,或者说我自己的疑虑太多。后南斯拉夫国家应该先把它们各自的乱摊子收拾好,这意味着它们应该选出有能力和真正坚定的领导层。

透明度和负责任在这里是最为重要的。我还要补充一点,罗姆人在斯洛文尼亚的地位、塞族人在克罗地亚和科索沃的地位以及不同的少数族群在塞尔维亚的地位,目前都仍是没有保障的。

每年克罗地亚都会庆祝1991年“风暴行动”。在那次行动中,数百名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被杀,另有约20万塞族人被驱逐。与其相邻的塞尔维亚则会在这个时刻沉痛悼念受害者。

此外,桑扎克(Sandžak)地区、黑山的塞族人以及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人面临的问题,也很容易被民族主义者利用来宣传其主张。更不要提国家机构运作不良带来的隐患。

从安保的层面来看,这个区域也是脆弱的。《纽约时报》在2016年刊发过一篇深入的研究文章,其中对科索沃为何会变成适合“伊拉克和大叙利亚伊斯兰国”(ISIS)极端组织生长的土地进行了分析。不得不承认,科索沃已经成为了巴尔干的一个“黑洞”,而国际社会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此外,所谓的“巴尔干路径”(Balkan route)已成了毒品贩运进欧盟的著名通道。最近的移民危机又加剧了人口贩卖,所有这些都将影响这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在边境问题上,该地区各国之间的边境划分也并不明晰。直到最近,我们仍然能听到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许多阿尔巴利亚裔官员在谈论“领土交换”的话题。这些声音认为塞尔维亚应获得科索沃北部地区,因为这里主要居住的是塞族人,而科索沃反过来应获得塞尔维亚南部地区,因为这里主要居住着阿尔巴尼亚人。

相关谈判正在布鲁塞尔闭门进行,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猜测哪些议题将被最终列入计划、哪些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但必须强调的是,任何领土的交换都可能会加剧这里的不稳定。

我预测,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科索沃在国际上获得普遍认可,并在联合国获得席位。到那时,科索沃将可能通过一系列协议和国际支持,去与塞尔维亚国内阿尔巴尼亚人占据的区域发展紧密关系,并最终带来边界的重划和实现其“大阿尔巴尼亚计划”。


《华闻周刊》:后南斯拉夫各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哪些利益和因素可能是最被双方看重的?这些年来,这种关系有何变化?

拉德利奇:在1990年代,出现在这个地区的中国人,大多与便宜的餐馆、售卖塑料日用品和山寨名牌服装的商店有关。但今天的情况与当时已形成鲜明对比,在后南斯拉夫的这些国家中,中国现在被看成是道路、高速铁路和电站的有力而可靠的投资者。

▲ 中资企业参与了贝尔格莱德至布达佩斯铁路的建设工作

对中国来说,进入巴尔干地区,也意味着它获得了进入欧洲其他地区的入口。考虑到这些因素,在提高后南斯拉夫地区的整体重要性方面,中国一直发挥着作用。另一方面,欧盟作为该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方,目前也在担心中国可能会改变当地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它还担心中国参与的一些项目可能会对该地区的改革带来破坏。

但实际上,与莫斯科不同,北京看上去对前南各国的欧盟和北约议程并无意发表什么异议。中国政府似乎更看重这里的政治稳定以及与其相伴的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我认为,这些国家庆祝中国新年,中国在这里建立文化中心,不应该被解读为是北京想要在这里推行其意识形态。

欧盟不应该先入为主,而是应该对这个区域持一个坚定的立场,并且采取战略性的行动,以让其他没有加入欧盟的国家也成为欧盟成员国。

当很多欧盟官员还在把英国脱欧、移民危机和民粹主义崛起当成他们在巴尔干缺乏实质行动的借口时,一些像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力量已经开始在这里探索新的机会,并且已经释放出了它们将在当地变得更加活跃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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